疫情冲击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强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入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二，经济政策的目标与重心面临重大调整。目前，全国经济工作重心正在从抗击疫情转到“保增长”“稳就业”，但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界关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阶段，而对因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恶化造成的反向冲击即萧条或危机阶段重视不足；二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此次疫情虽然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同强调“增长速度”或“保增长”相比，“稳就业”的形势与需求更加重要。这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需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变为更进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业。

　　第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构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球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第四，如何处理好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该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但总体而言目前尤为迫切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如何增强国际信任或者说互信？这不仅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也是涉及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国际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样去“说”，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做”；中国应在认真总结自身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其他国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认识到各国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国情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否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或过度反应。二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不能将中美关系简单地看作“你输我赢”的二元选择，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重大问题。三是如何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这不仅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国际舞台的集体行动逻辑平等地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双边约束平衡的问题。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提升中国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功利主义目的去开展对外援助，而且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地慎重实施，一方面应针对真正需要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疫情发生后对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

　　2020年1~3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巨大冲击：第一轮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急剧缩减；第二轮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批取消的状况，不仅复工、复产面临巨大压力，本年度出口也将面临重大挑战，总体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均不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思考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时首先应立足于两个视角：一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可能长度与程度，二是世界经济可能遭受冲击的长度与程度。目前，国内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这两轮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尚处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救灾和救市的阶段，后面第二阶段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复工和复产，然而倘若疫情扩散长期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第三个阶段即反危机阶段。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对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扩散时间过长，导致全球需求极大萎缩，就会形成更为严重的反向冲击，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输入”“二次复发”等风险，必须对第三阶段的冲击做好思想与政策上的足够准备。如果第一阶段用于救灾的政策支出发力过猛，这种没有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过早地耗尽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空间。而且，前两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各国独立实施，后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因此，中国必须以更为深重的危机意识、更长远的底线思维和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着眼于疫情冲击的三个阶段予以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 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至“保就业”。如何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经济政策上并无固定的良药，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面对如此猛烈的疫情冲击以及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失业率急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再应该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保增长”意味着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就业”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企业减免税费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产状态的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更多财政支持，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业、贫困状态的人群予以补贴、救助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疫情冲击的第一、第二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鉴于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比较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状态，货币政策应适度宽松，不宜采取欧美国家那般激进的宽松政策，进而为有可能出现的第三阶段留有宽裕的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确保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倒闭与竞争性倒闭不同，后者会有大批新兴企业崛起、加入竞争过程，而前者倒闭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确保对就业具有巨大贡献率的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是“保就业”政策的核心之一。为此，应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国进民退”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 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一，消费拉动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是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然而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巨大，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是必然之举。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曾对投资着墨甚多，但仅仅一个月后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则更加侧重消费，寄期望于内需拉动的信息强烈。今后，投资的重心也不应再是确保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应该是传统基础设施甚至仅仅是5G等现代通信设施建设，而是应关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设。通过超大城市群的建设，不仅发挥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更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即通过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张内需。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实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重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努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同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中美关系，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国应利用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努力降低双方“贸易战”的规模与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抛售美国国债、主动与美国“脱钩”的行为。其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开展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合作，并将其纳入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当中，尽力发挥G20的集体行动逻辑，争取与美国进行更多的集体博弈。最后，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及其风险，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化的碎片化发展将促使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在产业链、货币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积极探讨加入现今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机制，为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协调建立牢固的立足点。（注释略）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3期 作者：李晓 陈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