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应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在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后，G7、G20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行动迟缓，传统的协调机能几乎失灵，直至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在此次G20特别峰会召开前，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全球20位顶尖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疫情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两次人为灾难和大萧条之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以及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大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并积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立场。然而，美国却担忧中国借疫情之际通过对外医疗、经济等援助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员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如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变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广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类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共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地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土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然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至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