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重塑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制造业都需要练好“内功”，在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背景下全面塑造新型竞争优势。第一，从供给角度看，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创新驱动，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进[46]。增强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能有效避免嵌入全球价值链导致的“俘获”或“锁定”效应[43，47]。而提升要素供给质量是创新驱动的保障，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打造新的要素资源禀赋，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对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42，48]。与单纯依托低成本劳动力数量优势形成的“要素驱动”不同，依托劳动力质量优势而形成的新动力机制本质上属于“创新驱动”[49]。同时，提升资本供给的质量和破解金融约束对中国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分工地位有直接作用[50]。第二，从需求角度看，要充分发掘本土的市场规模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诱导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动能[51-52]。

 

（二）转变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方式

 

中国曾经大力支持制造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种贸易方式在新外部环境变化下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并不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有效方式，脱离本土市场会失去国内需求这一重要的外贸优势来源，也难以通过部门关联带动国内其他产业部门供给能力及结构的整体改进[53]。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贸易方式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由简单的制成品组装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供应商转变，是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键[12]。中国在引进外资时需加强引导外资由“加工模式”向“研发生产模式”转型[54]。

 

（三）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中间品已取代最终产品成为全球贸易的支柱，目前全球贸易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贸易对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直接影响。研究发现，加入WTO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55-56]，同时促进了出口返回增加值的提高，进而加强了本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57]。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还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和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通过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58]。这些研究都支持中国应该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品进口改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59]。

 

（四）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拓展制造业开放新空间

 

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中国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更多地体现出构建和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变“被动参与”为“主动整合”。实证研究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60]。“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学者高度重视其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供的新机遇。深化制造业对外开放，通过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优化资源的全球配置将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打开新空间[61-62]。

 

中国制造业正在通过“走出去”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黄先海和余骁[63]提出以“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即实现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向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转变。在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中，中国企业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可以促进分工地位的攀升，但空间逐步收窄；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有利于中国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我国在积极嵌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64-65]。刘志彪和吴福象[66]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模式”，即企业既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又嵌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采取“抱团嵌入”的策略。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新选择[67]。利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核心节点的优势，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增加值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68]。

 

（五）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协同带动作用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率提升、创新激励、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加速了企业产品升级和企业出口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变[69-70]，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71]。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向服务业延伸的新趋势下，中国应该通过深化服务业开放助推国内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借助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的分工地位[72]。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具有突出优势，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与微观主体，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机会[73]。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破解结构性失衡难题[74]。

 

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追赶，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将成为未来的基本贸易环境。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贸易环境恶化的不利外部条件，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端挤压”的窘境，如何实现制造业突围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参与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但该问题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推进空间，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数值模拟，基于微观样本的计量分析非常匮乏，这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存在重大分歧。学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实”，更多地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第二，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对贸易、福利等宏观变量的分析，而对制造业的供应链、国外需求、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等中观和微观变量关注度较低，从而使研究结论缺乏实践意义。未来研究需要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第三，对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的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某一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具体影响，未能构建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框架，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第四，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的新趋势研究中国制造业升级策略的文献很少，目前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Global Innovation Chain，GIC）延伸，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于畅 邓洲 发表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