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

 

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进行量化分析是研究其他相关问题的基础。近几年的研究普遍支持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趋于上升态势[30-32]，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在持续向上攀升[10，32-33]，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位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给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3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中下游环节的处境[35]，中国提供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36]。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文献使用库普曼（Koopman）等[37]提出的出口分解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表的贸易数据[38]来评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该模型基于增加值贸易理论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位置指数，并被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39-40]。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和改进出口分解模型提高了研究的规范性和可靠性，但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比较薄弱和滞后，很多国内文献没有及时跟进前沿方法，存在明显的方法缺陷。

 

（二）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不少文献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估计。吕越等[41]等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有效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生产率改进存在“倒U型”关系。苏杭等[42]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和产业升级。不过，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同，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张杰和郑文平[43]发现，中间品进口所蕴含的全球价值链的“俘获”或“锁定”效应会抑制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效应，而以一般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本土企业则可以通过“进口中学习”效应促进创新活动。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需要充分考虑参与方式、中间品类型以及不同行业参与程度、分工地位或其他属性可能导致的异质性，不可一概而论。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意味着本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高度关联，外部经济波动将更容易传导到本国，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增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44-45]。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加深，学者应该更关注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潜在冲击。

 

于畅 邓洲 发表于《中国流通经济》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