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疫情冲击的经济学全景分析：宏观总量、中观结构与微观行为

 

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我们将疫情爆发后对经济的冲击分为两种：疫情本身的原生冲击和疫情防控带来的次生冲击。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需要计算染病人群带来的健康损失，医疗救助和疫病防控付出的私人和社会成本，在经济政策设计上需要根据疫情防控的机会成本来综合考虑宏观调控手段。其次，还需将卫生经济学的局部分析放入总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内，从而把对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考虑在内，从总体上分析供需两端的变化。第三，还要站到中观经济的视角，看不同产业和行业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处于边际上的中小企业，它们受到的影响往往最大。中观层面的透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构性变化。最后还要看微观主体决策的变化，在疫情的笼罩下，微观主体的行为规划会受到约束条件和未来预期的影响，从而在做决策时会有较大的变化。

 

（一）宏观视角：总供需曲线的收缩

 

很显然，疫情会同时对供给和需求产生冲击。从供给侧的生产函数来看，首先是对生产要素——劳动力产生直接冲击，包括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死亡数量，这会直接减少劳动的投入，造成产出供给的收缩；由于各类学校无法按时正常开学，教育活动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也会收到影响，这无疑会对长期供给效率造成损害。同时，由于传染病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疫情防控要付出社会成本，停工和隔离也会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减少。其次，疫情也会直接影响资本的形成，降低资产周转率和资本使用效率，这些显然也会降低产出，影响到总供给曲线。第三，对疫情的防控采取的是封城、隔离、停工半停工式的“休克疗法”，造成物流受到很大的阻梗，正常的生产商务活动无法连续推进，会直接导致总供给的减少。至于对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短期内并不会那么显著，但预算的收紧显然会降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当然外生冲击对传统经营活动的影响也可能会倒逼企业在生产和商业模式方面做出变革。

 

疫情对需求的冲击表现在“三驾马车”上。对于消费来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疫情防控客观上无法实现的消费，比如需要现场集聚和线下人际交互才能完成的餐饮、影视、养生、旅游等消费活动都会暂停和大幅收缩。另一种是按照消费函数的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引起的内生性收缩，比如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和持久收入预期都下降，这从两个方面共同引起消费需求的大幅减少。对于投资来说，一般的三个分项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都会不同程度的下降。企业会按照财务约束和未来盈利预期进行资本支出（包括折旧和扩大再生产）和存货投资，疫情期间由于营业收入下降，订单减少(即使有订单也难以正常组织生产)，无法准确预知疫情结束的具体时间，加上不能按时完全复工、正常的供应链和物流系统都受到限制和摩擦，企业投资的需求肯定也会萎靡不振。而房地产企业的投资由于疫情期间住房销售大幅减少，资金链比较紧张，受到的财务约束比较紧，也很难扩大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和协调，但疫情期间政府各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疫情防治，人力和财政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约束，短期内很难再有精力和资源扩大基建投资。净出口也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本次疫情爆发后，WHO宣布中国的这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各个国家竞相采取防护措施，加大了对中国的检验检疫和航空航运管制力度。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甚至开始撤侨，国际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遭受重大冲击，有些中国深度参与的产业链，比如计算机、电子电器设备、化工等，在疫情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断裂的可能性。

 

我们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框架内简单分析疫情冲击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见图9）。当疫情发生后，总供给曲线S向S’收缩，同时总需求曲线D也向D’收缩，原来的均衡点会从（Q，P）向（Q’，P’）转移，整个总产出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同时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总供需曲线的弹性（斜率）和相对收缩程度。如果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收缩的程度不大，则价格会有所上升（P’），即发生通货膨胀，相反则价格会有所下降（P’’）。在这里需要防范的是疫情期间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生活必需品，由于防控举措导致的供给突然下降，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和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二）中观视角：产业和行业的结构性变化

 

从中观视角可以分析疫情冲击造成的结构性影响，即对于同样的冲击，在不同产业、行业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从三大产业的层面看，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最小，其次为第二产业，最大的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特征，加上我国的农业还没有普遍的农场化，还采用传统农业以村落和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模式，疫情防控的网格化管理措施对其影响相对不大。第二产业的企业规模比较大，很多工业企业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订单和财务管理比较规范，自由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短期内停工和延期复工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第三产业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是轻资产模式，劳动力要素依赖度比较高，很多需要线下人群集聚的消费场景，也就是可以把第三产业看作是“以人（劳动力、消费者）为本”的产业，而疫情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人，所以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从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层面看，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依次加重。比如第二产业，上游的能源、钢铁、采掘等行业一般采取大工厂户外和自动化作业方式，生产、订单和存货周期较长，可以经受短期的需求和现金流冲击。中游行业资本密集度高，最近几年的产业升级提高了自动化和精细化管理程度，行业集中度和单个企业的规模相对较高，所以对疫情冲击的耐受度也相对较高。下游产业比如家电、汽车、电子产品、房地产等销售部门则直接受到需求收缩的冲击，所受到的影响最大。而且相对于上中游产业，下游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和民企相对最多，缺乏抵御外生冲击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因此受到的影响最大。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下游产业受到的影响会逐渐向中上游传递，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无法控制，需求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按照行业的类别分，根据疫情对经济的原生冲击和次生冲击，不同行业所受受到的影响不同。首先，根据卫生经济学的分析，疫情的原生冲击大幅增加了对医疗和卫生产品的需求，整个医疗卫生行业将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去库存、补库存和扩大产能的过程。由于疫情的突发性特征，有限的产能很难满足突然增加的需求，所以一般会引发相关的医疗产品价格上涨。但传染病的防治一般是按照公共产品进行供给和定价，因此政府会按照公共管理和规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干预。但无论如何，疫情的爆发将带来医疗卫生行业的“繁荣”。其次，许多传统行业将会遭遇客流量、订单、营业收入等多方面的大幅下滑。疫情的次生冲击可能比原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时间更久。按照国内外的历史经验，疫情次生冲击下，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是那些以人员流动和聚集为场景主线的行业，比如交通运输、旅游观光、餐饮住宿、院线影视等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2003年的非典导致这些行业的同比增速减少了2-4个百分点。当前来看，很难完全量化这些行业遭受到的具体损失数据，按照停工和半停工对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形成的影响，再考虑到疫情结束后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反弹、补充库存和扩大投资，可以粗略估算基准情形下，疫情持续一个月大约就会降低GDP同比增速0.3-0.5个百分点。假设疫情持续一个月后仍然不能结束，则影响程度会更大。如果超过三个月，可能会引发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某些产业链的断裂和系统性债务违约风险，此时的经济和产业链生态具有不可逆性。第三，为疫情时期的生活、工作、教育等提供支持和便利的“在线+”行业将会获得逆向发展。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线上娱乐与影视、手机游戏等，由于符合疫情防控时期的生活工作模式，需求将会大幅增长，与这些行业相关的产业链也会出现阶段性繁荣。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某些产业链的主导地位，疫情的爆发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为疫情调低2020年中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5.6%，全球经济则增长3.2%，分别较以前预测下调0.4及0.1个百分点。另外，由于中国在全球某些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计算机、电子电器设备、机械装备、汽车零部件、化工等行业，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快沿着这些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链条传递到其它国家。比如由于中国的延期复工，汽车线束供应商Kyungshin（京信）和Yura（裕罗）在中国生产的线束产品无法及时供应韩国，现代汽车在韩国的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不得不暂时停产；日产汽车的日本九州工厂、雷诺汽车的韩国釜山工厂也先后宣布，由于中国区零部件供应中断临时停产；美国苹果公司也因为在中国的组装基地——鸿海科技集团——因疫情影响生产而宣称供货受限。

 

（三）微观视角：不同微观主体的行为和决策变化

 

1.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居民和企业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分别实现自身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疫情的发生会造成消费者效用的损失和偏好结构的变化，促使人们改变消费决策和行为习惯；同时降低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促使企业在技术和模式上做出新的改变。一般来说，疫情首先冲击的是微观主体的约束条件，包括时间约束和财务约束，继而会影响居民的效用偏好和企业的技术偏好。对于居民来说，疫情一方面损害了人体健康和提高了染病的概率，个人所能提供和计划提供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加上供正常消费的时间也被压缩，约束条件全面收紧，一般来说总的效用会降低。另一方面，在疫情的特殊时间里，人们需要重新对消费偏好进行排序，生活必需品的边际效用会大幅提高。同时隔离等特定约束下的额外闲暇开始出现，会对其它商品产生替代效应，比如闲暇的突然增加带来的短视频、手游等产品需求的爆发。

 

2.投资者时间和风险偏好的变化

 

这里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在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投资者时间偏好的改变，这会对金融市场和整个大类资产定价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费雪分离模型，我们将个体的消费按照时间维度分为即期消费和未来消费，后者即为投资，两者之间用折现率进行折现。疫情发生后，对于处于隔离和延期复工或半复工的个体来说，时间的机会成本开始变低，加上宏观逆周期政策往往会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进一步促使未来消费（投资）对即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上升，这意味着投资者的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都大幅提升。如图10所示，时间折现率的降低导致预算曲线逆时针转动（如图10箭头所示），同时消费的时间偏好曲线也发生变化，原来个体效用函数与预算曲线的切点A（Ct,Ct+1）变为A’（Ct’,Ct+1’），可以看出当期消费Ct降低，而未来消费即投资Ct+1增加。在投资者时间偏好的这种改变下，具有线上投资条件和流动性功能较高的二级交易市场比如股票市场将会受到偏爱。股票市场在消化掉经济基本面的冲击后，会在投资者的偏好改变下获得持续上涨的动力。但是要注意到这种上涨的特殊性和不可持续性，防止过度的非理性泡沫的产生，这可能引发大幅的金融市场波动。所以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应该立足于维护经济稳定，但也要管理好金融波动风险，因为这是由疫情特殊时期的投资者集体时间偏好改变造成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当投资者时间偏好再集体一致性改变的时候，金融市场很可能会大幅度下跌。

 

 

3.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变化

 

疫情期间急剧放缓的经济活动，对企业经营是一种严峻考验。现金流、供应链和弹性生产管理能力不足的企业，将会面临十分大的压力，时间久了会面临破产风险。尤其是规模较小、范围经济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在疫情时期，企业会调整生产经营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会在客观上促进技术和经营模式升级。疫情冲击下，为应对危机企业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1）更加积极的现金流管理。疫情的发生使企业认识到突发事件的致命性影响，在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下如何维系企业的正常经营，其中保留三个月以上的自由现金流至关重要。在正常时期，过多的自由现金流会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企业一般不会重视。但本次疫情的发生，让大部分企业意识到现金流和融资渠道的管理多么重要，促使企业加大现金流量表和多元融资管理。

 

（2）更加科学的供应链管理。疫情的发生对供应链产生重大冲击，受物流和开工不足影响，上游的原材料及中间品难以按日常计划供应，在存货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下游客户订单完成情况。时间久了整个供应链就很可能断裂，波及上下游一批企业。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应该将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考虑在内，提高存货储备和订单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优化上下游客户关系，建立供应链突发风险应急预案，尤其是处于下游产业链的企业，更容易受到需求萎缩的冲击。经过本次疫情，有条件的企业应该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重大突发风险事件下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体系。

 

（3）更加多元的获客渠道和销售场景管理。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与人的接触，造成线下消费大幅缩水，只具有单一线下获客渠道和销售及客户体验场景的企业将受到很大的影响。疫情的发生会强化不同行业企业的线上化改造意愿，同时以此为契机推动企业的数字化改革进程，更多的企业会将业务搬到线上，o2o模式会更加普及。可以说，企业的线上化运营能力恰是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韧性所在。同时我们也看到本次疫情中线上社群扮演的重要角色，以社区为单位的个体微商将会更加普遍。

 

（4）更加富有弹性的生产线变革。柔性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企业在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能否改造原有生产线和技术条件以适应新环境获得生存发展机会的关键。疫情发生后，一般的消费大幅缩减，医疗和卫生防护用品及设备却存在巨大的产能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柔性生产能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重组改造生产线或迅速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转向紧缺物资的生产，在原有业务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开辟了其它的营收渠道。本次疫情会促使企业加大柔性生产方面的改造，保持技术灵活度和敏捷转型能力，以应对环境的重大变化。

 

（5）更加灵活的人力资源管理。疫情和疫情防控直接影响的是人，对企业来说就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疫情期间，由于防控需要，员工不能正常上班，企业在人力资源和工作模式上加大创新。有些企业由于管理规范，能够较好的将疫情防控嵌入公司的内部管理，可以较快的复工复产。有些企业通过多样的工作方式比如居家办公、远程作业等，可以更加灵活的恢复运营。还有些互联网企业创新出“共享员工”的模式，在特殊时期有效的盘活了闲置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对于完全停工停产的行业，比如餐饮和住宿等行业，企业需要在自身生存和保障员工利益之间做出平衡，比如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在疫情期间降低薪酬或者延迟发放薪酬，或者适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依靠激励相容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促使员工与公司一起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