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不同之处：动态比较

 

比较分析是研究疫情冲击后果常见而实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对标过去发生过的相似疫情事件，选定相似的传导路径和参数对当前的经济后果进行比较和测算。对本次疫情的分析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拿2003年非典时的情形进行对比，得出一系列相对乐观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与2003年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在进行比较分析时，需要要用动态的视角重点研究由于当前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的不同后果。2003年到现在的17年期间，中国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结构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超级经济体。根据复杂经济体进化理论，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结构越多元、变量越多，不同单元和层次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对外部冲击产生的后果往往会越不确定。一方面经济内部的韧性的确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可能更加脆弱，这取决于进化的结构基础是否牢固。所以分析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必须站在一个复杂经济体系应对外生冲击的动态比较视角，在上面我们构建的疫情经济学综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总量、边际和结构等多个层面进行类比和差异分析。具体来说，与2003年的非典情形相比，当前我国的经济体系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从卫生经济学、宏观波动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三个理论视角进行全面考量：

 

（一）在卫生经济学视野内，本次疫情的爆发更加突然，传染性更强，经济体系对冲击的缓冲时间和空间都相对不足。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从爆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非典（SARS）病毒，它的传染性、隐蔽性更强，检测难度更大，因此影响范围更广，特别容易集中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对重疫区造成巨大的负担（见图2）。根据卫生经济学相关模型的分析，这种突发性传染病在爆发初期会大幅拉升医疗医疗需求，但供给端的医疗卫生企业又受到技术和产能制约，会造成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加上恐慌预期的正反馈强化，很可能导致在某些重灾区发生医疗资源的抢购和挤兑。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这个现象在非典时期并没有发生，这意味着政府对本次疫情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预算以保障防控政策和措施的落实。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二）用宏观经济学的全球视角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疫情冲击国内后会显著影响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根据wind数据库进行的测算，2003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在4%左右，现在这个数值已经上升了4倍，达到了16%（见图2）。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指数从2000年的0.4，上升到了2017年的1.2。全球几个重要行业的产业链，如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纺织服装和家具等，中国都占据了主导地位。采掘业、化工、造纸和农业等行业，其它国家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度非常高。所以本次疫情的发生，不仅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还会波及到全球，一些中国深度参与的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都会视情况受到不同的影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三）从发展经济学的动态眼光看，中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已今非昔比，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2003年非典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大幅依赖投资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并驾齐驱。200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还不到40%，最近几年已经达到了60%左右。而且消费的场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购物和线上线下交互体验的消费模式占据了主导。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服务业也已经取代第二产业的绝对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1%，2019年达到了53%；2002年对GDP的同比贡献率在42%左右，到了2019年达到了60%（见图4）。在这个结构变化下，由于消费和服务业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最大，所以本次的冲击会远远超过2003年。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四）从卫生经济学的传染网络结构看，中国的交通设施今非昔比，城市化率不可同日而语，区域一体化和大都市圈非常普遍，这意味着更大范围、更高频次的人员流动，对疫情防控带来更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与2003年相比，中国的交通设施条件有了巨大的提高，铁路、公路和民航等运输能力和速度提高了数倍。尤其是高铁的发展和普及，对人口流动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中国还没有高铁，2018年中国的高铁客运量已经超过20亿人（见图5）。区域一体化战略也一直在大力实施，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城际交通条件的提高也催生了城市圈的形成。这些都提高了疫情爆发后传播速度、感染面积和防控复杂度，当然同时也为有效动员医疗资源及时进行防控提供了便利，关键是看应急管理机制的社会动员能力。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五）从宏观经济学的周期波动理论看，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经济下滑期，缺乏抵御外生冲击的内生周期性力量，给逆周期宏观调控带来较大的压力。2003年中国经济的特征是存量基数较低，边际增长力量较强，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获得了较强的上行趋势力量，能够快速消化非典带来的不利冲击。所以我们看到2003年的经济只是在一二季度受到了短暂的影响，之后就快速反弹和修复。今天的中国经济状态却大不相同，存量基数较高但边际增长动能在减弱。从2019年初开始，各项宏观指标都处于下滑通道，虽然2019年GDP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6.1%的相对高位，但今年来看并不乐观（见图6）。所以本次疫情冲击是在经济本身下滑的周期阶段发生的，缺乏内生的周期性和趋势性反向对冲力量，无疑会放大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六）从发生的时间结构和中国特有的节日效应来看，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后，面临着严峻的春运压力和节日复工问题，要素的再次大规模流动需求无疑放大了传染网络在时点上的过度集聚效应。2003年的非典疫情发生在4月，没有横跨春节小长假，不存在春运复工和人员流动导致的病毒二次爆发的风险。另外2003年非典时期的防控措施相对温和，并没有采取封城、封路和停工、停航、停学等问题。但本次疫情不同，恰好发生在春节前，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工作的城市返乡，需要返城后才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由于采取的防控措施，导致企业无法按时复工，从而使经济一度“休克”，我们看到2020年的春运量同比下降了50%（见图7）。这会使企业的生产计划、订单、存货等都受到很大影响，逐渐复工的进程也存在很大难度和挑战。比如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防护设备和措施会继续影响资产周转率和存单饱和度，而这又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盈亏平衡点迟迟达不到，企业会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七）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深化理论视角看，当前我国的货币深化程度和债务杠杆率已不可同日而语，整个经济体系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非2003年可比。17年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的货币化和金融市场化历程，金融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经济的核心，实体经济活动必须在金融体系的资金流转、融通中进行。拿衡量金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宏观杠杆率来说，2002年的数值为137%，但到2019年三季度已经上升到了251%，脆弱性已经非常高。另外最近5-10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明显升高。所以当前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远超还处于金融发展初期阶段的2003年，一旦金融体系面对疫情的突然冲击出现问题，整个经济体系就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相对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波动幅度更大、传染性更强，往往具有非线性网状结构特征，因此面对疫情的重大冲击，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更加不确定（见图8）。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