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化解，全球经济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主要国家经济利益之争呈上升趋势，大国博弈和竞争日趋激烈

 

　　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由于贸易争端及投资的大幅缩减，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3%，为十年来最低水平。同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去年底的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有可能恢复到3.3%的增幅，但困扰经济复苏的深层次矛盾短期内仍难以化解，处理得不好，仍不排除发生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此外，国际竞争格局日趋复杂，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仍将反复，一方面欧美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进一步上升，同时大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也将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可能会呈加剧之势，全球贸易冲突难以避免。

 

　　总体判断，“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将继续保持弱势增长，对我拓展国际经济发展空间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将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此外，大国竞争的加剧和全球经济治理难度的上升，也将给我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带来更复杂的环境。

 

　　（二）国际贸易投资进入困难发展阶段，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短期内难以扭转，严重制约全球贸易投资的增长，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前景并不乐观，对我将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

 

　　全球贸易增长在2019年出现大幅逆转，增速锐减，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一年。美国实行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使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不仅严重威胁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复苏与增长，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美国不仅在双边和诸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刻意强调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形成排他性的一些限制条款，而且针对WTO改革问题，欧美日正在频繁磋商协调立场，企图通过对国际多边规则的修改，以实现其继续操纵和主导多边规则的目的。

 

　　新一轮美韩贸易协定和美加墨贸易协定谈判已经完成，美欧和美日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在积极推进，欧美日在贸易合作方面呈现进一步合作态势或不排除有结盟的可能。不少改革的提案都明显针对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环境，如关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国有企业竞争中性问题以及产业政策和补贴等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判，做好应对准备。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国际科技水平竞争异常激烈，技术壁垒的增高将严重阻碍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改进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技术进步层出不穷。各主要经济体均将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放在竞争的突出位置。虽然众多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仍处于艰难阶段，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掀起了新的高潮。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现实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国作为后起的具有竞争潜力的经济大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国际科技革命的挑战和影响。为抑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崛起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美国和欧盟已进一步加强了对技术转让和企业兼并收购的限制，这对中国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获取高新技术形成了新的制约，中国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为此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国内市场环境，调动广大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不断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和优先发展，才能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

 

　　（四）国际市场频繁震荡，金融风险日益上升

 

　　由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此起彼伏，加之地缘政治矛盾的冲突和对抗，从而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石油、黄金等价格剧烈波动，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新一轮资本市场震荡和潜在的资产泡沫积累，正在威胁着全球经济，由美元引起的全球债务风险、股市泡沫风险以及由于地区冲突引发的市场剧烈震荡，将是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风险冲击点，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努力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矛盾，不断提高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

 

　　（五）中美贸易摩擦复杂多变，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中美贸易投资的增长形成了潜在威胁，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及企业的心理预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从而延缓及改变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甚至会对全球贸易的价值链合作产生严重冲击和影响。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摩擦将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特征，要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虽然中美双方已成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充满了艰难的挑战，处理得不好，贸易冲突有进一步反复和升级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做好履行协议的准备，同时也应继续做好沟通和周旋等工作，确保在坚持原则和有效维护我国的主要经济利益与国家尊严的前提下，寻求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