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以西欧和后来的美国作为中心向外推进的，并且深刻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影响。例如，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商品和贸易的增长开拓了世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存在，经济全球化非但未能借助全球的力量克服在一国爆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将一国范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展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推动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全球化的再一轮高度发展，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心—边缘”作为基本关系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的“中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形成紧密利益联盟的西方跨国资本力量，它们试图牢固把持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权力。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主权独立，但实际上处于经济依附体的地位，其主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到“中心—边缘”世界经济体系的种种限制，导致许多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至今，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政治利益与跨国公司的资本利益相结合，经济金融化呈现全球性蔓延，“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5]。与金融化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是信息革命与各种相关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到20世纪末，已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导致劳资失衡日益加剧、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和西欧等多个发达国家深陷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困境，于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力量迅速崛起。而且，这股力量正在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性国家转向中心国家，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兴起等。这些变化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根本的结构性弱点，即“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尽管面临上述冲击，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已经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纳入其中，跨国公司的持续膨胀仍在促使该链条日益复杂化，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便利了人类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和资本等的迅捷流通使得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自身也因为对全球化的参与而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9] 全球化的结构性弱点导致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与爆发，从而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重压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弱点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并难于解决，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