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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全球和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

解放日报 高渊 林毅夫 / 2020-04-21 12:11:42

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和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高渊:最近,有媒体翻出你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旧文重新发表,你认为当年的建议在17年后还有针对性吗?
 
林毅夫:当年我提了2条意见和4个建议,17年过去了,或许是这个世界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又或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很超前,除了把“非典”换成“新冠”,把增长率的预期从“7%到8%”换成“3%到4%”,这些意见和建议竟然都还适用。
 
高渊:你当年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
 
林毅夫:我提了2条意见,一是我国靠行政动员的优势,很快将疫情抑制下来,而这套行政系统的力量启动起来怎么刹车是个问题,有必要权衡疫情复发危险和防范举措的协调性;二是如何在国际上增强我们的政府形象,消除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负面因素。
 
4个建议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能够迅速掌握准确信息、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制度化机制;给予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人群必要帮助,以减低危机事件对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伤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推动人民生活卫生习惯的现代化;健康的金融、经济体系,是渡过危机、降低伤害最重要的保证。
 
高渊:你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核心是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在全球疫情影响下,是否应该更强调“有为政府”?
 
林毅夫:是的,政府需要发挥积极作用来保护家庭、保护企业,以保护就业和消费,也需要刺激投资。在过去,出口市场是和私营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出口市场受到了重创,私营部门增加投资意愿下降,在投资上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在,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
 
政府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上升。过去中国政府把每年的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而当前遭遇供给和需求“双杀”,今年应该可以允许政府财政赤字率上升到3%以上,甚至增加2-3个百分点。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开发银行贷款规模、增加地方专项债项目等。
 
高渊:今年是中国设定的全面实现小康之年,你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林毅夫:今年第一季度有较长时间经济停摆,如果第二季度能企稳回升,全年增长将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由投资拉动的反弹。如果下半年增速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
 
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看,要使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这样的话,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常态化和全球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的衰退甚至萧条可能会延续一段时日,需要给未来几年的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今年下半年勉强达到这样的强力反弹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高渊:从长远来看,这次疫情会改变中国的发展轨道吗?
 
林毅夫:只要应对得当,利用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创造的有利政策空间,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增加信贷资金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新基础设施等建设,并对受到疫情不利影响的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和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以扩大内需,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增长和就业,那么全面脱贫的目标在今年就能完成。
 
而且只要做到这些,我国未来增长的质量也会提高,并且还能以防疫经验和物资帮助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以我国的增长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
 
如果这样的话,也将像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一样,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
 
作者:林毅夫 1952年生于台湾宜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12月,获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先锋”称号。
 
采访记者:高渊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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