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动，动荡源和风险点陡然增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全球治理结构现存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国际秩序遭遇巨大冲击。风云变幻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经受住这次疫情的严峻考验？未来世界格局将以何种形式呈现？大国角力场上中美关系终将走向何方？“疫情后时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上述命题已不仅是长远战略，而是成为了亟待“破题”的当务之急。

 

思想引领时代，智慧迸发力量。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主办、蓝迪国际智库承办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智库研讨会采用线上视频形式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王伟光，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家委员会主席、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参加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权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放眼寰球，展开“头脑风暴”。此次会议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围绕世界秩序重构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机制化建设、中东欧“17+1”与区域的融合发展、中亚合作的战略布局与实施路径、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等议题展开了专题研讨，以下为各位专家发言要点摘录。

 

 

 

发言关键词：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全球产业链、第四次产业革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大国关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引发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国际经贸往来等都受到了疫情的严重破坏，全球治理结构现存的矛盾和压力进一步凸显，世界已经到了亟需构建国际新秩序、改善和重建全球治理体系、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渴望实现更为公正的、富有活力的新型全球化。在此宏观背景下，对于当前世界格局和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如下判断和建议：

 

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一带一路”是实现新型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全人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诉求没有改变，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也没有改变。中国应牢牢紧握新型全球化的旗帜，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以不变的初心应对万变。所谓新型全球化，是指“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化过程。新型全球化遵循平等、追求共赢，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和载体。“一带一路”倡议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坚决摒弃原有不公正、不合理元素，坚持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让全体参与国家和人民从中受益；以发展导向、需求导向、项目导向、结果导向为目标，务实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以来，从促进经济技术合作到“五通”目标的全面展开，已经在推出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促进新型全球化、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国际经贸合作交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疫情后时代”要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加快布局全球产业链，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局面。目前，"一带一路"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逐渐崩陷，新的国际规则呼之欲出，各国都试图在秩序重塑的过程中体现更多本国的意志与利益，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发展红利恰逢其时地为各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普遍对接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我国要把握好此战略机遇期，加快补上科技的短板，补上核高基投入的不足，大力加强战略新兴制造业工业制造中产业链集群的发展，在国内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与此同时，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和抓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复制这些核心科技，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局面，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要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成果的应用，构建“数字丝绸之路”。第四次产业革命建立在数字经济革命的基础上。信息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源头。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启动面向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经济发展，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数据和数字经济的重视。在“一带一路”新阶段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培育，构建“一带一路”数字供应链，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订单、产能、渠道等方面共享，促进资源的有效协同，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跃升。

 

第四，要处理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十四五”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中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与国内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之处息息相关，只有加快解决相关体制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在对冲疫情风险、构建我国宏观经济新局面以及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对外合作的重要载体，而且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引领。在此方面，外交、商贸、金融、基础设施、海外发展、国内改革等等重大问题均相互关联影响。因此要处理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十四五”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关系，真正实现“内外结合”、“相辅相成”。

 

第五，谨慎防范大国博弈过程中潜在的诸多变量和风险。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变量，要做好有效应对包括舆论战、经济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在内的全方位挑战的准备。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区域，如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都会不同程度受到中美、中俄、中欧关系的牵制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谨慎评估，妥善应对，建立好风险防范机制，规避由于大国博弈过程带来风险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