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5年预案相比，《预案》对预警指标和区间、储备分类和规模、储备调节机制等核心内容作了修改完善。一是丰富预警指标。“猪粮比价”指标是直观反映生猪养殖成本收益对比关系的重要指标，广受生猪养殖业关注，《预案》继续沿用了这一指标。与此同时，《预案》增加了两个指标：一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该指标能够显著提高风险预警和储备调节工作的前瞻性；二是增加了“36个大中城市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指标，该指标更贴近消费者感受，在猪肉价格过度上涨时能够及时作出预警和响应。二是调整预警区间。《预案》区分生猪价格过度下跌和过度上涨两种情形，设立了三级预警区间。其中，根据近年来养殖成本收益变化情况，将生猪养殖盈亏平衡点对应的猪粮比价由此前的5.5∶1～5.8∶1提高到7∶1，当猪粮比价处在7∶1～9∶1时不进行预警，为市场自发调整留有充足空间。三是分类设置储备。《预案》依据政府猪肉储备的不同功能定位，分设了常规储备和临时储备。国家层面常规储备主要用于满足市场调控和应急投放需要。临时储备是结合此轮调控实践、积极借鉴其他有关重要商品储备建设经验提出的，主要是在生猪价格过度下跌、产能大幅下降时进行收储，以稳定生产预期，实现有效“托市”稳产能。同时，储备规模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四是完善工作机制。《预案》对本轮猪肉市场调控工作中创新采取的部门会商机制予以巩固，将能够有效提升部门沟通及决策效率。《预案》结合本轮调控实践经验，对地方政府猪肉储备规模、收储机制等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将能够有效提升央地联动、区域联动合力。

 

《预案》明确了部门会商、央地联动、经费保障等实施保障措施。一是部门会商，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部门会商，分析市场形势，议定储备调节工作事项。二是央地联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猪肉储备调节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上下联动调控合力，同时要求有关区域建立跨省沟通协商机制。三是经费保障，国家层面猪肉储备相关支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各地参照中央做法明确本地政府猪肉储备相关经费保障。此外，《预案》还提出了有关地方主体责任、生产自给能力、冷链物流体系、进口调节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协同措施，将有效增强猪肉市场保供稳价的政策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