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对应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的结合点，对提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新基建拉动有效投资需求，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当前，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电力、通信、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正在日趋减弱。新基建因其规模大、外部性强、上下游关联范围广，加之很强的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从而获得更大的乘数效应。特别是新基建作为“准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不仅能刺激市场增加对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的“生产型”投资，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还能增加以智能、绿色、高效为特征的“消费型”投资需求，以及对教育、医疗、娱乐等民生消费领域的基建投资需求。同时，新基建更多聚焦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应用，具有强大的“产业触变”功能和属性，有助于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并不断激发更大的投资需求和增长动力，实现产业链上下游联动。

 

　　另一方面，新基建催生消费新需求，创新消费场景。近年来，我国5G网络建设、个人通信带宽不断拓展，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场景的跃升。一是创新消费模式。依托5G网络的稳定运行，“直播带货”等新经济模式及“数字文创”等内容产业得以蓬勃发展，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和潜力。二是促进消费升级。以5G终端、柔性显示、超高清和虚拟现实产业等为代表的消费电子产品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产品创新水平和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消费领域持续增长的重要热点。三是壮大消费群体。城乡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推动了协同办公、线上文娱、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务等领域发展，激发了不同群体的消费热情。四是拓展消费场景。新基建推动了传统产业与新能源、新技术和新材料等新型产业交叉融合，催生了更多新模式、新产业、新生态，同时还拓展了新型消费场景，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由于我国坚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网络规模和应用水平已实现全球领先，5G通信、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231.2万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全国110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18.45亿户，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650万标准机架，5年年均增速超过30%，在用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超180EFLOPS，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互联网已覆盖工业大类的85%以上，标识解析体系全面建成，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8000万台（套）。车联网由单条道路测试拓展到区域示范，已完成智能化道路改造超过5000公里。

 

　　然而，我国新基建发展不足和短板依然明显，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一是地区差异性和结构性问题。新型基础设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覆盖率和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地区水平，数字产业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未能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对内需的促进作用。二是重建设轻应用，重独立发展轻融合协同。新基建“一点接入，全网服务”特性使其投资规模可视需求变化而弹性增加，显著降低初始投资门槛，但也带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技术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发展相对独立，尚未形成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建设格局。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卡脖子”风险依然存在。科技是新基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诸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急需解决“卡脖子”难题。新基建推动万物互联互通，但一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安全模式和规则难免存在漏洞，各种数据平台的安全防护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有序布局。一是顺应发展规律，实现有序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把握新基建发展规律，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实现分级分类推进。二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各部门、各地区统筹协调。强化重大工程项目与配套政策的协同，强化新基建和城乡建设规划的协同，尽可能实现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设施的共建共享。三是注重评估，实现整体性规模效益。加快制定各类新型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及评价体系，加强对各领域新基建的动态监测与综合评估。

 

　　第二，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一是强化技术要素支撑。统筹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积极开展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半导体材料和重大装备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信息、生命和材料科学与技术前沿领域，加强颠覆性技术创新，引领产业跨越式发展。二是精准引进和培育人才。加快培育新基建所需的复合型人才，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龙头企业开展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健全多层次人才培训体系。着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形成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

 

　　第三，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模式。一是激活资本要素多元供给。灵活运用专项债、贷款贴息、基金、企业债券、融资租赁等财政金融工具，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加快利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投资重大新基建项目。充分调动国有资本力量，激励国有企业积极承担新基建任务。充分利用各类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完善覆盖新基建全生命周期的资金保障制度。支持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新基建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和融资担保，鼓励商业银行设立信贷优惠专项。二是创新企业参与投融资机制。放宽新基建投资准入门槛，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为企业和社会资本拓宽投资渠道、放开投资限制。支持新基建领域的优质企业到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或到“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融资。

 

　　第四，深化行业应用融合，打造协同生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推进新基建与制造业、通信业、交通业、农业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发挥技术和场景结合的价值，注重“建”与“用”统一，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鼓励企业立足行业需求开展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通过开展试点示范、推进示范基地和园区建设等方式，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案例。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深化对新基建要素的应用，加快建立统一管理、高效匹配的运营模式，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转型升级。

 

　　作者：张航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标题：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