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20年，我们参与和见证的历史事件超出了预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引发了全球流动性危机；2月下旬至3月下旬欧美股市累计下跌均超过30%，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美国原油期货5月跌至负值；非洲到南亚的沙漠蝗虫灾害侵袭全球多地……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对于正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无论是疫情全球流行、中美贸易摩擦还是国内转型升级，既是避无可避的危机，更是抢抓发展的机遇。化危机为机遇的良策之一正是“新基建”。为什么说新基建是解决当前困境的突破口？新基建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在哪里？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等人撰写的《新基建》就从宏观、经济和历史等多个角度对新基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解读。

 

　　什么是新基建？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就“新基建”的定义和内涵作出解释。“新基建”被定义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形成的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技术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性的基础设施。“新基建”不是取代“老基建”，而是在“老基建”物理场景中叠加信息场景，以科技为发力端，协同作业用“中国智造”助力“中国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和稳增长的重要内容。

 

　　新基建具有现实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基建意味着新的潮流革命。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到当今美国的美元霸权，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都是抓住了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18世纪的蒸汽时代、19世纪的电气时代、20世纪的信息与互联网时代以及21世纪即将步入的智能时代，都是由产业革命引发的。产业是发展的基石，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英美各国正是抓住了产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大幅跨越。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更是首当其冲。英国拓展了港口及航线航道，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和欧洲各国发展了铁路运输，成就了当今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在即将到来的智能革命时代，我们应抢占制高点。而新基建正是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关键和基础所在。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新基建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经济承压，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尚待攻坚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还有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基建，这是政府可以快速有效发力的一大工具。1929年，美国应对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虽有争议，但从实际效果看，确实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相比于印度，由于基础设施短缺，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因此，无论是从应对当前经济危机还是未来发掘潜力来说，新基建是持久提供发展的新动能，更是推动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的有效选择。

 

　　要发展新基建，关键在于“新”字。也就是说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过度开发等现象。《新基建》认为，新基建的“新”应该体现在五个方面：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新领域，是指要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新型基建，在发展新兴科技基建的基础上，补足传统领域短板，努力在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新地区是指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实现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据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有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七大城市群。新基建的投资方向要适度向这些都市圈倾斜，超前谋划。新主体是指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建议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新方式是指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软基建，就是指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总的来说，这五个“新”既包括新基建的建设方向、投资建设领域和资金来源及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这些新的动向既是未来亟须的准备工作，也是当下必须解决的难题重点。因此，可以说新基建“一箭三雕”，不仅有效应对当前全球的经济下行，还能够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更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革命抢得先机。

 

　　新基建看似简单，但如果放在历史的宏大视角下审视，会发现这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战役，既是应对阻碍发展力量的有效措施，也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夺得先机的重要一着，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新基建》提供的深入细致的分析，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书摘

 

　　人类社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逐渐达成了一些广泛共识。

 

　　第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激进的市场万能和激进的政府万能都是错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完全不作为对市场自由放任，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

 

　　第二，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地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地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

 

　　第三，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

 

　　第四，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在未来带来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反而会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配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单纯地刺激消费效果更好。

 

　　第五，新基建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

 

　　狭义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补短板，新时代产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属于“新基建”。

 

　　“新基建”不仅能够短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够长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在所有宏观对冲政策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QE、减税、基建、现金补贴还是消费券等工具，都是要么通过央行发行货币，要么通过政府增加债务。既然都是货币发行或增加债务，从债务周期或金融周期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考虑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不会提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只会形成巨大的债务悬空和金融风险，削弱长期竞争力。比如，美国长期超发货币，过度消费，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流动性危机，竞争力大幅下降，霸权地位不断削弱；南欧国家寅吃卯粮，国家高福利、低储蓄、高负债，导致了2009—2012年的欧债危机，欧洲日薄西山。但是，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而且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是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长期以来，中国进行大规模超前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研发和铺设，成功培育了一批批新经济、新技术，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新零售、人工智能、共享出行、5G等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催生出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世界级科技巨头，全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改革开放初期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经过几十年的“基建狂飙”，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基础设施，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布局最完整的全球产业链、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破局美国“新冷战”战略遏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包括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的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临重大抉择。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能否化危为机。比如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一开始是危机，但中国化压力为动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进程，坚持了市场化方向，矫正了航线，为经济社会转型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动了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2001年面对“狼来了”的担忧，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加入WTO，极大地释放了人口红利，开启了经济高增长的黄金十年。当前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结构转型等重大挑战，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美国依靠QE，中国力推新基建，此消彼长。经历过改革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