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

 

　　2020年的全球疫情大流行和正在逼近的世界经济危机，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思想的第四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基建经济学应时而生，或将是拯救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疫情，叠加美、欧众多企业高杠杆、政府部门高债务，流动性危机一度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20年间，美、欧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反而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纯粹是饮鸩止渴。

 

　　中国也经历过2009年货币强刺激的教训，尽管度过了危机，也埋下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杠杆率飙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风险隐患。经过2016年以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阶段性缓释了风险。当前面对疫情流行、经济衰退的全球危局，加上贸易摩擦、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挑战，中国没有重走老路，而是选择了“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宏观对冲政策，与欧美过度依赖“零利率”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现实是最好的实验，历史是最优的裁判。

 

 

　　狭义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加速度。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项目的基础设施。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教育、医疗新设施。

 

　　二是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化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面临严重短缺，进行适度超前的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加强债务约束，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改革，它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183.490, 4.31, 2.41%)、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降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华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则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如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新基建”不仅能够短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够长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在所有宏观对冲政策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减税、基建、现金补贴还是消费券等工具，都是要么通过央行发行货币，要么通过政府增加债务。从债务周期或金融周期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考虑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不会提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只会导致巨大的债务悬空和金融风险，削弱长期竞争力。

 

　　比如美国长期超发货币，过度消费，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流动性危机，竞争力大幅下降，霸权地位不断削弱；南欧国家寅吃卯粮，国家高福利、低储蓄、高负债，引发了2009~2012年欧债危机，让曾经财雄势大的欧洲日薄西山。反过来说，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行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也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是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通过增发长期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地应对了危机，还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世界工厂”以及经济高速增长集聚了巨大能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当时争议很大，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潜力。

 

　　长期以来，中国进行大规模超前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研发和铺设，成功培育了一批批新经济、新技术。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新零售、人工智能、共享出行、5G等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催生出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世界级科技巨头，全球经济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改革开放初期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经过几十年的“基建狂飙”，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基础设施，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布局最完整的全球产业链、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破局美国“新冷战”战略遏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随着新基建的逐步展开，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完善，对上下游行业有很强带动性。以5G为例，未来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车联网、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临重大抉择。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能否化危为机。比如贸易摩擦，虽然一开始是危机，但我们化压力为动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进程，坚持了市场化方向，为经济社会转型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199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我们推动了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2001年面对“狼来了”的担忧，我们主动拥抱全球化，加入WTO，极大地释放了人口红利，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当前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贸易摩擦、增速换挡、结构转型等重大挑战，中国力推新基建，此消彼长。我们深信，在这场史诗般的改革战役中，经历过改革开放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