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基建”规模的大和小，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和小

 

学界等关于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但以定性分析为主。马荣等（2019）分析了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下，信息化技术示范区带动的区位关联性以及产业高级化的效果将突破普通积累效应，并且通过结构革新对经济行为实现持续强化的乘数式增速[5]。姜卫民等（2020）对比我国现阶段总体投资乘数和“新基建”投资乘数，论证了“新基建”政策的必要性，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6]。钞小静（2020）认为，“新基建”主要通过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3个层面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7]。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新基建”的拉动效果有限，刘世锦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上提到，目前我国各省份出台的数十亿基建投资计划，实际上是多年的投资计划，且大部分内容还是传统基建，“新基建”占比仅为10%，“还是挑不起大梁”[8]。

 

2、“新基建”主要是长期作用，还是短期作用

 

最早“新基建”的提出是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并未受到过多关注，真正热议的时间是2020年上半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造成经济“停摆”及大幅下行之际，社会各界广泛认为通过刺激“新基建”，加大投资力度，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摆脱衰退的阴影；加上与“新基建”相关的新经济、“线上”经营活动等在“抗疫”中发挥的出色表现，不少学者认为，“新基建”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可以发挥大作用。随着我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更多学者认识到，“新基建”不仅具有短期刺激经济的作用，更表现为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长期作用，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刘世锦认为，“新基建”具有长期意义，但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刺激经济需要更加审慎。陈永伟表示，基础设施主要在于奠定长期发展基础，未必适合用于作为短期调控政策，且2020年“新基建”的投资总量大约为1.1万亿，体量难以达到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的效果[8]。这些学者肯定了“新基建”的前景，但是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新基建”作为短期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效性难以保证。一些学者则认为，“新基建”既有短期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防疫情的作用，也有作为信息社会、数字经济基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长期作用。

 

3、“新基建”需要强刺激，还是弱刺激

 

“新基建”被提出来的时候，不少媒体将“新基建”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相提并论，既为“新基建”刺激政策的出台欢呼，又担心引发新一轮产能过剩。在学术界，主流意见并不主张对“新基建”搞“强刺激”，因此，不能把“新基建”弄成又一个“四万亿”计划。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重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反复强调稳就业、稳投资等“六稳”目标和完成保就业、保民生等“六保”任务；面对疫情，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这些都表明，我国不再将经济着眼点放在强刺激上，而是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就业、民生和经济结构优化工作上。这为避免对“新基建”投资过度刺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