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具有3重属性：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现代基础设施，三是数字化平台。不同属性正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新基建”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首先，“新基建”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投资就具有乘数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态势下，通过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可以发挥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这对于当前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仅从投资的角度来理解“新基建”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果。其次，“新基建”属于现代基础设施，并且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地基”，作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新基建”可以为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这一点，显然具有长期的深远意义，这是我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依靠和支撑。再次，“新基建”中的“基”与其说是“基础设施”，还不如说是“平台”更贴切，作为数字化平台，“新基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的形成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可以为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使得传统产业“如虎添翼”、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这具有长期效果，即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形成不仅有利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产业新生态，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服务（详见图1）。 

 

 

 

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基础设施建设首要的作用就是带动经济增长。投资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产业关联与传导机制带动经济发展，表述投资增量对经济拉动作用大小的概念是投资乘数。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投资乘数有不同的测算方法，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进行测算。

 

常用的投入产出模型是一种开启式模型，即以中间产品（第一象限）为核心，以总产品为研究对象，以最终需求为外生变量建立的模型，衡量的是最终需求变动与总产出变动之间的乘数效应。如果将最终需求中的消费及初始投入中的劳动者报酬内生化（所谓“居民部门”），归并到第一象限，则这时所构建的模型称为局部闭模型。相对于开启式模型，局部闭模型通过将外生变量内生化，使投入产出完全经济联系扩展到原本外生的变量，不仅能够反映居民消费、劳动报酬与其他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使投资作为外生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加全面和深入，通过收入与消费的连锁正反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及收入都得以更大程度的提高，这是传统投入产出开启式模型所不具备的。

 

 

本文利用最新的全国投入产出表（2017年的149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并比较“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假定传统基建的投资构成（即投入产出表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向量）为：工业:建筑业:服务业=30%:60%:10%；“新基建”的投资构成为：工业:建筑业:服务业=45%:30%:25%。这个假设的依据是“新基建”在有形的建筑物构建方面将显著少于传统基建，这里假设在传统基建中建筑业占比为60%，而“新基建”中建筑业占比下降到30%，相应地，“新基建”将投资更多的新机器、新设备，并需要更多新技术和服务的支撑，因而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都将上升，这里假设“新基建”建筑业占比下降30%的份额由工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15%来填补。将上述比例按照专家评分法分配到各细分行业部门中去，得到更详细的固定资本形成向量，作为测算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数据基础。

 

测算表明，假设用100亿元投资搞基建，投资传统基建将拉动GDP增长200.98亿元，投资“新基建”将增加GDP增长202.05亿元。“新基建”比传统基建拉动GDP增长仅多出1.07亿元，这个多出的幅度不到1%，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可见，无论投资“新基建”还是传统基建，当前我国投资乘数都约等于2。这个数值与国家统计局十多年前测算的投资乘数大体相当，当时他们测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乘数大体为1.5~2.2，其中，固定资本形成乘数的平均值为2.2。

 

但在拉动GDP增长结构方面，“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同样基建的投资额，“新基建”拉动各产业新增增加值比例为：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服务=7.55%:5.98%:28.36%:3.30%:3.95%:50.87%；而传统基建拉动各产业新增增加值比例为：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服务业=7.50%:6.54%:27.26%:3.63%:7.58%:47.49%。可见，传统基建拉动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及建筑业表现更突出，而“新基建”拉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更抢眼。从细分行业看，“新基建”将拉动更多细分行业更明显增长，在149个分行业中，“新基建”比传统基建拉动增长更多的行业达到101个，占比超过2/3，说明“新基建”更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基建”比传统基建在拉动农业、轻纺工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等作用更突出，而传统基建比“新基建”在拉动重化工业、资金密集型行业方面更显著。这是因为“新基建”需要投资更具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材料、软件、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更具有生产的“迂回性”，因此，能带动更多细分行业的增长。考虑到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资金密集型行业，说明沿用旧思路继续搞传统基建，还容易恶化产能过剩问题，不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新基建”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如果说“传统基建”（以“铁公机”为代表，主要指的是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那么“新基建”则是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当我国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内涵也随之变化。“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可为中国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是传统产业升级和数字转型的重要支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

 

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这就是“要想富、先修路”顺口溜的真谛。中国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新基建”必须先行。因为，“新基建”将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加速各行各业向“智慧产业”发展转型。比如，5G网络的建设与应用，将成为“新基建”部署并扩展到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的“高速公路”。“新基建”还可将一些传统产业从“线下”搬到“线上”，达到为中国经济赋能的效果。

 

“新基建”一端连接巨大的投资与需求，另一端连接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场，对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新基建”不仅刺激制造业等“生产型”投资，而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的基础设施。“新基建”连同建立在其上的数字技术应用，将赋能中国经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转变。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数字基建”为代表的“新基建”将向平台经济方向发展，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基建”为平台，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的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诱导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大量涌现，这个过程包括制造与服务的战略与业务协同、跨界融合、业态与模式创新等，从而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之“新”，在于其构筑起了“平台”这种新的结构性力量，充分发挥数字对经济发展放大、叠加、倍增、融合等作用，产生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推动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相对于传统基建而言，“新基建”形成的“平台”产生的应用及其产业生态，产生了“一业带百业冶的倍扩效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可类比为“冰山效应”，“新基建”产生的应用及其产业生态是其“冰山的水下部分”，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将产生一个高达至少万亿级规模的大市场。比如，5G的建设将带动产业链的发展，上游主要是基站升级（含基站射频、基带芯片）；中游网络建设（网络规划设计公司、网络优化/维护公司）；下游产品应用及终端产品应用场景（云计算、车联网、物联网、VR/AR）。上中下游里面又可以包括器件原材料、基站天线、小微基站、通信、网络设备、光纤光缆、光模块、系统集成与服务商、运营商等各细分产业链。包括5G在内的“新基建”及其应用，将带动汽车、制造、电网、农业、零售、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飞速发展，自适应的智能应用将取代人工驱动的在线应用等，使产业新生态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