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新基建”投资的机会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速公路、2008年高铁投资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所处的金融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不如当时，地方债务压力比较大，投融资体制是根据“铁公基”，即传统基建建立起来的。但“新基建”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所要求的投融资体制是不一样的，需要改革。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普遍比较高，金融风险还在释放，一些机构频频出现问题。因此，在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宏观政策总体基调比较克制，远远不如2009年“四万亿规划”的力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政策经历过三轮大宽松，分别是2009年“四万亿”，2012年“保7.5”，2014年“保7”。这三轮宽松加上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监管漏洞”，即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的金融监管格局实现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但在金融创新的撬动之下，出现了不小的金融漏洞，导致一度流动性过剩，融资非常容易。但今天情形并非如此。今天宏观政策远不如过去十年宽松。在新基建的融资上，既面临老体制的束缚，同时也面临新机制的约束。

 

同时，目前“新基建”推进也有一些有利因素。

 

首先，从政策上来讲比较友好，产业扶持政策不断加码，上至中央下到各个部委都在不遗余力地支持。这是很好的一个背景。传统“铁公基”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增长的弹性越来越小，即获得一定GDP增长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急需转换增长的动力。因此在政策或国家支持层面，应该也是不遗余力的。

 

第二，现实需求比较强劲。因为“新基建”不仅是短期通过投资拉动内需，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的重要举措。目前据很多机构测算，“新基建”的经济效应投资回报率很高，尤其是科技类的新基建对GDP的拉动非常明显。

 

第三，补短板、惠民生的要求，特别是“新基建”中，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重要。疫情之后，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提升应急能力，补充升级医疗器械设备和医疗信息化等都亟待提升。

 

第四，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新基建”非常符合这一方向。

 

 

一、“通”，即信息的互联互通，这相当于传统基建的交通。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开始布局5G基站、终端、工业互联网等。对于投资机构来讲，赛道没有问题，但是究竟谁能跑出来？这是投资机构要去考虑的。

 

二、“数”，即大数据的存储、处理。我们看到，在金融行业一些新型银行已经能够使用大数据做很多传统银行做不了的事情，大数据无处不在。这时一些原来相对落后的地方，反而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因为很多发达地区并不适合建设大数据中心或基站，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则能够享受到这个趋势的红利。

 

总体而言，希望大家注意到格局的转化。当前全球的产业分工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美国，消费市场、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成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产油国，提供能源、矿产、粮食、农作物。在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之下，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图景——国内区域大洗牌。举例来说，未来像黑龙江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可能会特别像国际格局中澳大利亚的角色，陕西会特别像沙特，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则会像美国。

 

这样，围绕“新基建”，会出现地方政府提升基础设施的需求。创业企业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相关产业链条，新商业模式、新技术形式的打造，可能是整个中国应对逆全球化，实现整个经济方式转变，实现产业升级必不可缺的一个趋势。

 

总结来说，我们不能只把“新基建”设想为短期拉动经济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新基建”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有着坚实的作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转换，是中国立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对于企业、地方政府和投资者来讲，这是我们未来发展战略转型的根本指引和长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