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就是所谓的“四万亿计划”。

 

“四万亿计划”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在保障就业、提振消费、避免经济下滑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四万亿计划”严重刺激了国内通货膨胀。货币的滥发导致虚拟经济过度增长，而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尤其是房价的过快增长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透支了未来发展潜力，从而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贫富不均加剧。而房地产的繁荣又伴随着地方债高企，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风险。

 

有了“四万亿计划”的前车之鉴，笔者认为，“新基建”至少应有以下改变。

 

第一，“新基建”中的政府角色应当转换。“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属性，当然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和布局。但“新基建”也应当规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走过的弯路，特别要破解政府包办、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等老大难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政府推动项目的方法应当改变，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从领导到引导、从指挥到服务、从定规划到定规则的角色转换。

 

第二，“新基建”应当具有强烈的商业化属性。其中，企业应该发挥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特别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字化信息通信企业，它们应当成为“新基建”中最活跃的要素和力量。

 

第三，“新基建”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要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广泛吸纳各方面力量（包括国外力量）参与。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技术创新性强、发展变化快，还面临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在与市场需求相耦合中创造价值，必须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新基建”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明显，相应会带来大量新增就业，并会优化中国就业人员的结构。同时，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铁路、电网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在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等方面无疑将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些领域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

 

第四，“新基建”应当鼓励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新基建”的投资规模显然是巨大的，难以精确估计。而且，“新基建”投资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但随着社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壮大，社会资本规模不断扩展以及社会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今天的“新基建”已经有可能不再让政府唱独角戏，而更多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合作完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将成为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的可靠保障。

 

第五，“新基建”应当更加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要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

 

第六，“新基建”的组织形式应该保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