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基建”能救中国经济吗？

2020-04-25 22:30:23

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逐步解封后，强烈的经济反弹没有如期而至，拯救中国经济的方案中，发券不如直接发钱管用；要素市场化改革，远水救不了近火，最近急速流行的“新基建”能救中国经济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

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出现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

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新冠病毒疾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区、封城、封省、断航，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中国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置于第一位，断然作出封城、断航的决策。

类似美国那样的“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的争议并没有，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封城这样的被西方视为“极端”的举措，不仅在武汉（湖北）采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尽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个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来人们以为疫情被控制之后，各地会尽快复工复产，经济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疫情因素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现在人们担忧的是第二波疫情会发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转了三圈才被控制住。在能够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会游荡在社会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来了，但人们的心理恢复则需要更长一段时间，要马上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似乎并不现实。

第三，即使国内可以复工了，但来自欧美的需求则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是组装或者加工企业，没来来自欧美的订单，企业也难以复工复产。很多企业要不倒闭，要不无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对预防危机延伸到中国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方案。这或许是因为历史的教训所致。

上次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尽管阻止经济危机延伸到中国，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次政府变得“保守”或者审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担忧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成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如果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没有饭吃，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

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么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么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2、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

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

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3、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

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其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

其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

其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若被破坏，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长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文章原题目为《郑永年：拿什么来拯救中国经济》，载于《联合早报》2020年4月21日，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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