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宇：当前，推动“新基建”的建设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基建”产业涉及面广，有着高度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可以同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新基建”的投入，会对关联生产要素产生新的投入需求，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潮对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建设，数字化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全面升级，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提速，由此提升全社会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

 

“新基建”相关支撑技术和平台技术的发展，将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智能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的可行途径，将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升级。推动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等的建设，发展工业云服务、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服务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有效手段。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就业“稳定器”和“倍增器”，“新基建”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此外，区域经济体借助“新基建”可促进产业整体向高端集聚，衍生出新的创业和就业群体，形成产业人力资源分流，助力产业结构调整。

 

李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便不可能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也不可能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新基建”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特征和新使命。

 

第一，“新基建”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能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对我国经济发挥拉动作用。疫情后，由于出口和消费的恢复需要一段时间，要推动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需狠抓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进而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更要看到，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外需增长有可能遇到更多困难。在此背景下，更要依靠内需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以此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第二，“新基建”有利于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将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与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并不矛盾。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第三，“新基建”有利于高端要素投入，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5G和人工智能等硬的“新基建”与医疗、社会管理等软的“新基建”，适应了互联网化和数字化的需求，有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

 

第四，“新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三次工业革命都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第五，“新基建”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劳动力质量提升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周超男：“新基建”具有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中国数据总量年均增长率达30%，增速为全球最高。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五大分区中数据资源拥有最多的区域。“新基建”已成为我国从顶层规划到社会投资的“风向标”，将促进2020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伴随数据资源重要性的提升，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