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广泛链接全球合作伙伴，促进我国更大范围开放。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经贸政策来吸引优质产业链回流，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这对我国利用数字经济进一步拓宽开放地域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数字技术活动具有更低的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节省生产交付各环节中的可用资源，提升了投入产出效率，既有利于我国扩张海外业务，同时也为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机会，有利于我国实施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领域的开放。

 

　　数字经济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可贸易性，推动我国更宽领域开放。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比例与服务的可贸易性，催生了新的服务种类，为夯实制造产业分工以及拓宽服务产业合作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相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我国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必要利用数字经济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乃至数字贸易的开放。

 

　　数字经济重构国际经贸规则，塑造我国更深层次开放。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新经济形态，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趋势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运用先进数字技术可以及时、主动地应对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同时，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也越来越成为未来高标准化国际经贸规则的焦点。利用好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深化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当下，各国对于数字贸易规则的诉求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在数据的跨境传输与管理议题中，美国高举“数据自由主义”大旗，我国则更强调数据安全，一时难以形成多边一致性规则，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数字经济激发大市场潜能，助力我国经济内外循环高效畅通运行。数字技术使得经济活动不再受限于时空和信息障碍，扩展了市场边界、压缩了交易成本，可以有效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扩大内需将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优势，有效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当下各个区域市场间还存在数据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这种失衡会妨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进程，不利于经济内外循环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