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提出了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从世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每次科技革命与工业化都会产生一次现代化浪潮。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已然来临，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将催生新的现代化浪潮，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渗透，推动着现有经济形态与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亟待推进和拓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将使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更高的台阶。

 

 

现代化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西方学者将现代化概括为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管理科层化、文化世俗化等，以发达国家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方向指导，现代化内涵一度与“西方化”等同。中国式现代化是指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走向深度融合，由此带来了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数字经济重塑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领域的系统变化的概括与凝练。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现代化模式不尽相同。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主要围绕解决贫穷与落后的问题，将目光聚焦在经济增长上，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以增加要素投入量为方式，以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为途径。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数字经济是一种更加高级、可持续的经济形态，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技术手段，对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得以重塑。

 

第一，以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需求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范围的扩展，即除了物质文化生活之外，人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健康、教育等更加关注。二是层次的提升，即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多样性、个性化特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数字经济能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重需要：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核心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使供求两端的信息交流更加高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由此抑制了逆向选择，并发挥了长尾效应，实现了供需更好匹配，提升了供给端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了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数字文化产业的繁荣。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文化的内容形式更加多元、传播更加广泛，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

 

第二，以效率提升为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效率提升强调在保持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经济产出。数字经济从两个层面推进我国的效率变革，推动效率提升：一是强调经济系统的全局最优，也就是实现经济系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有效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因此，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健全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要素供求双方借助数字技术传递信息，数字经济相关主体借助数字平台进行超越地理空间范围的竞争。数字经济能够提高要素供需匹配效率，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助力要素市场建设，进而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二是强调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即在一定条件下产出最大，这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贡献率上。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促进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科学配置，提高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率，最终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以经济发展质量型提升为途径的中国式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张为途径来实现的，进入新时代，更应当注重发展的质量。数字经济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转化、效率提升等多方面机制的综合作用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一是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作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标志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到来，与此同时，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支柱。新一轮科技革命本身蕴含着无数的创新，它可以通过创新驱动作用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二是数字经济的结构转化作用。数字经济的创新特质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变革，新商业模式的出现使市场中的领导性企业发生更迭，推动了产业重塑，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跃迁。三是数字经济的效率提升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信息化技术进步等方式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高消耗的生产部门进入高效率、低消耗的生产部门，由此带来国民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升与能源消耗降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型提升。

 

（二）数字经济培育现代化新动能

 

经济发展是呈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现代化由不同的动能驱动。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要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消费阶段以后的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就相当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经济起飞之前，我国依靠传统动能完成了小康社会的建设。但起飞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方面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以人口红利、投资及外需拉动制造业发展的传统现代化动能日益式微，亟待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正是培育现代化新动能的重要契机，主要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融合、扩大内需来培育现代化新动能。

 

第一，数字经济赋能科技创新，培育现代化新动能。一方面，在数字经济背景下，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成为新型基础设施，这对产业基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产业基础能力是科技创新能量释放的关键所在，从科学成果的发现到技术应用，都离不开产业基础能力的保障。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产业基础再造，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提升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现阶段的产业基础能力，为创新成果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创新能量的有效释放，培育起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创新体系是由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系统，其构建和完善必须依靠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为政府优化制度供给提供了技术基础。基于数字技术的开放式创新创业平台，是产学研融合的交汇点，推动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创新新局面的形成。总之，数字经济可以释放出创新能量，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

 

第二，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培育现代化新动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能推动传统产业之间发生跨产业的渗透，使产业从分立走向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基础。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相互渗透，不断带来新的产业形态，使传统产业发生战略调整和产业重组，由此促进了产业间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淡化了产业边界。数字产品具有典型的网络效应和互联互通特征，它将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淡化了产业边界，促进了产业融合。总之，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扩展了产业间竞争范围，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长点，培育起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动能。

 

第三，数字经济助力扩大内需，培育现代化新动能。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所弱化，内需的带动作用则得到进一步强化，而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国内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一方面，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市场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作为数字经济先驱的电子商务发展，将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集合到一起，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需动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部分转向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总之，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扩大，培育起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动能。

 

（三）数字经济推动塑造现代化新优势

 

我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所独具的有利条件。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比较优势有所削弱。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逐步从追赶型转向赶超型，这要求我们不能再完全依靠传统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提出了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新优势的客观要求。新阶段新优势的塑造必须超越比较优势原理，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优势。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理论，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从这四个关键要素出发，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三大新优势。

 

第一，数字经济塑造生产要素的新优势。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逐步占据生产要素的核心地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面前，各个国家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构成现代化新优势中生产要素优势形成的技术条件。一方面，数据要素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传统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数据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就是利用其承载的有价值信息，增强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协同性。从微观角度来看，数据的使用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尤其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在大数据的指引下，企业摆脱了原有的直觉决策模式，转向科学决策方法，使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更加精准高效。另一方面，数据要素本身具有低成本、易复制、非竞争性等特征，这决定了数据要素的潜在经济价值远超传统要素。此外，我国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数据量巨大。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塑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独特新优势。

 

第二，数字经济塑造需求条件的新优势。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不仅能在生产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且可以让消费者获得足够的信息，提升消费者信息能力。信息能力是指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程度，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能力的提升改变了我国的需求条件，形成了需求条件的新优势。一方面，新的供需关系理论认为，对于给定信息能力的消费者，他们购买某一产品的概率依赖于产品的质量。信息能力越高，购买概率对质量变化越敏感。由此，出现了迈克尔·波特所提到的挑剔型消费者，懂行且挑剔的消费者是本国产品质量提升的源泉，更能激发本国的竞争优势。并且，挑剔型消费者往往愿意尝试新产品，这也会从国内市场中产生引领国际市场的新需求，从而形成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消费者日益提升的信息能力和因人而异的广泛新需求，将驱动商家生产新产品，从而提升产品的多样性。国内产品多样性的增加将提升国内市场需求转化为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使我国企业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总之，数字经济能够带来我国需求条件的改变，创造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新优势。

 

第三，数字经济塑造制度新优势。在发展经济学与现代化理论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制度对现代化进程起到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社会激励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企业良性竞争，进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秩序并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新优势的形成。一方面，互联网尤其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体之间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效率，促进了联结的增加。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信息更加畅通，有利于执行严格的产品、安全和环境标准，刺激厂商改善品质、提升技术，打造制度需求的新优势。同时，准确而及时的经济信息也有利于反垄断监管措施的施行，从而使产业充满竞争活力，培育出国内竞争所需的自我强化力量，打造制度供给新优势。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随着“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政务系统逐渐健全，增加了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主体间互动，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有助于打造制度环境新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其目标转变为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重塑成为现代化新征程中的重大议题。目标的重塑并不意味着目标的更换，而是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拓展。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强调了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推动现代化进程考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力系统。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上一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主要依靠对外开放的外部动力。进入现代化新阶段后，内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动力。内需的扩大有赖于消费需求的提升，消费的数量扩张是扩大内需的关键一步。一方面，内需的扩大要求我国建设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数字经济推进要素市场建设，可以促进公平有效的现代化分配体系的形成。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对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另一方面，在将内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主要动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外部动力的作用。外部动力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开放体系。现代化开放体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从引进新技术、发挥后发优势到引进创新人才、推进自主创新；追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从而实现高质量、高层次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通过数字经济培育我国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与制度三大竞争优势，以新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分工中。

 

第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调节系统。经济调节系统分为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两个方面。其中，市场调节经济的有效性需要依赖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大市场建设主要局限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还不够。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统一要素市场建设的传统信息障碍被消除，从客观上形成了要素市场统一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市场因竞争而有效，但市场失灵也会发展出阻碍竞争的因素。因此，政府应当在经济调节中发挥“补缺”作用。数字经济下的政府作为调节者，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更好地维护竞争。总之，数字经济背景下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增强了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调节的“补缺”作用，构建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调节系统。

 

第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系统。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系统由现代化产业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和绿色发展体系构成，三者对中国式现代化起到了支撑作用。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系统。其重点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形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从数字化转型角度来看，数字产业化承担供给功能，是数字技术与新科技的产出端，为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提供供给支撑；产业数字化位于需求端，是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关键，为现代化提供需求支撑。二是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支撑系统。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构建的限制主要在于地理空间因素，而数字经济下出现的流动空间形式正在打破地理空间限制。卡斯特认为，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流动空间强调超越地理空间范围的社会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形成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系统。三是绿色发展体系支撑系统。绿色发展不仅关乎人类的健康与生活环境，而且关乎经济增长的极限。因此，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现代化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以低能耗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则带来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系，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系统。

 

（二）推进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现代化最早起源于西方，欧美国家率先以工业化进程推动现代化，强调的是以资本为中心，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而不是人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结果，而且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一个国家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称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无法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难以持续长久。因此，人的现代化应当贯穿整个现代化进程。人的现代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自身的现代化，二是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

 

人自身的现代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人口素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工作效率提升、受教育程度提升、文化素质提升等方面。一方面，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效率工资理论，劳动者的营养摄入量和工作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营养摄入量又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收入水平提升更加强调不同收入群体的结构优化，即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有效提升全体劳动者的平均营养摄入量与工作效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低收入者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依托于外卖平台的骑手，就是就业困难人群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低教育人群教育水平的提升。通过数字技术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无差别共享，从而降低受教育成本。优质教育资源是稀缺的，线下教育成本较高且受众有限。而数字经济下的教育能够打破时空边界，使更多人群共享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和区域间教育资源差距。此外，公民的文化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素质。数字技术提供共享优质文化资源的机会，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思想意识与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实现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就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体现为人民关于自身现代化的诉求，关注教育与文化获得机会均等问题。数字经济背景下不仅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而且实现了文化产品服务的共享。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获得关乎人民的精神需要，以往线下文化产品服务成本较高且内容有限，非高收入群体难以实现高频消费。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音乐平台与视频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且基本实现了全民共享。随着数字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教育与文化行业也将面临新的变革，有望实现资源的真正共享。另一方面，数字医疗的发展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异地共享。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医疗技术的进步已经让远程治疗逐渐成为现实，远程问诊已经实现并得到广泛应用。医生可以通过机器臂与远程监视器的辅助，实现相隔万里的一台手术，为医疗条件差的偏远地区的病人提供有效医治。

 

（三）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数字经济背景下，可以从治理主体、治理模式、治理范围三个维度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良好的治理要依靠社会多元主体间有效沟通与相互协作，现代化的治理主体应当是多元且互动的。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社会中，信息交流不畅，各社会主体间沟通与协作受限，治理主体是一元化的。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应用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大治理格局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了新的治理主体出现，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元素。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是不同的，它可以作为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治理主体。平台经济不断发展，许多经济活动直接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使平台企业在市场监管、信用评估和维护竞争秩序等方面可以承担起部分治理功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强化了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水平，城乡社区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社会治理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极为庞杂与专业，政府治理难以面面俱到。数字经济发展催生的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可以与政府治理形成有效协同，为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治理模式的转型。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科层制的治理结构渐显僵化，难以适应变得更加开放与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科层制中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纵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成员内部缺乏沟通，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商，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也存在屏障，民情民意难以顺畅表达。各类社会成员是治理活动的被动接受者，治理更多地体现出强制性。而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增强社会内部的横向连通以及政府和社会的纵向连通，使科层制的治理结构逐渐走向扁平化。各类社会成员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形成了纵横结合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各类社会成员均成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协同和良性互动。

 

第三，治理范围的扩展。在传统社会，政府部门是治理主体，治理范围局限于政府权力所达的边界。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治理范围的扩展，形成总体治理范围扩大与政府治理范围相对缩小的状态。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治理的边界扩大到了公共领域所达的最大范围。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能够有效面对复杂多变、相互关联的治理环境，对传统政府治理的有限性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另一方面，从治理范围的内部结构来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缩小了政府的治理范围。对于政府治理来说，治理范围越大，治理效率越低，因而传统治理中最大边界上的政府治理活动是低效率的。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到治理中，促成政府治理权力下放，相对收缩了政府治理范围，显著提升了治理效率。

 

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不同于宏观经济调控，不能把政府定位于“补缺”。在化解风险与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依然要保持主动，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在数字技术支撑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下，政府预防与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现代化战略是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谋划，主要着眼于处理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统领性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也需要拓展。

 

（一）由单一发展战略向综合发展战略拓展

 

根据发展目标的不同，现代化战略可以分为单一发展战略和综合发展战略。单一发展战略主要是指为解决贫穷与落后的问题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奠定了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独立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对内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由此，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两个时期，我国选择的都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单一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有必要对单一发展战略进行拓展，实施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发展战略。

 

第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以数字乡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基础，发挥城镇化的融合作用，将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作为突破口。以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吸引高素质人才返乡，提升乡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在消费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乡村地区消费需求满足的关键在于物流网络的健全，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充足的利润引诱，促使物流网络建设深入乡镇一级。整个机制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强化，有助于发挥规模效应，促使消费需求进一步集中和物流网络建设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网络的健全改变了原有的市场分割格局，缓解了城乡市场体系不对称状况，有力推动了城乡大市场联通，畅通了城乡供求两端，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助力。这有助于快速提升乡村地区发展水平，进一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乡村地区发展良性循环，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第二，坚持绿色发展，走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建成的社会，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我国实行了粗放式增长模式，导致环境污染加剧。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原来的发展方式遭遇瓶颈。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在助力绿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字技术能够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助力重点碳排放领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生产效率提升与碳排放减少。以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技术手段，赋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降低社会总能耗。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的现代化推进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由外向型发展战略向内外结合型发展战略拓展

 

根据对外开放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战略可以分为内向型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内外结合型发展战略。内向型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迫不得已采用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了内向型发展战略，但是在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我国就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在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依靠质优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同时吸引资本与技术要素，推动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与优化。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一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高度依赖，使我国经济发展易受国际因素影响；二是片面追求出口拉动经济，忽视了国内消费，造成国内消费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应抓住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实施内外结合型发展战略。

 

一是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开发。一方面，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构成了扩大内需的前提条件。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发展要依靠内需，不能过分依赖国外市场与国际投资。实施内外结合型发展战略，要着力开发国内大市场，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居民潜在需求得到释放，交易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市场边界得到扩展，构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技术基础。通过深化改革，清除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障碍，利用规模优势，实现现代化动能转换。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得到释放。生产者生产理念与经营模式的转变，伴随着消费者信息能力的提升，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结合多样化的产品，能够创造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是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创造全球大市场。从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外向型发展，转变为引领全球化的高质量、高层次开放型发展，为国内企业创造更高质量与更大空间的国际市场。进入现代化新阶段，发展需要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科技和产业创新，提升我国企业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技术突围和摆脱国际分工地位低端锁定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无边界、全球化、全天候泛在”的市场特征，有助于打破国家之间的物理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一方面，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有助于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实现以创新为导向的高质量开放型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贸易方式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大市场，促进了传统产品贸易的发生，增加了服务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战略选择。因此，应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和新优势。

 

（一）坚持并联式发展道路，实现“四化”同步协调的现代化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串联式的，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想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赶超，就不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必须继续走并联式发展道路，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初期的基本国情而创造的符合中国实际需求的现代化模式，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上的伟大创造。

 

第一，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我国用几十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抓住了信息化的机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而不是先进行工业化，再推进信息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化已经进入数字化阶段，为我国下一阶段工业化再次带来历史性机遇。进入现代化新阶段，工业化更加强调智能化与绿色化。因此，要坚持融合发展道路，继续以数字化带动工业化发展。一是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力度，大力发展数字产业。要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实现数字技术引领，破除数字技术“卡脖子”困境。二是促进数字技术成果产业化，实现数字产业的发展。要重视发挥企业示范作用，培育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将科技进步推向社会生产生活。

 

第二，以数字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补足中国式现代化短板。相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方面，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落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在经典的现代化路径中，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赋能实现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了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部分替代，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但我国早期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造，而是以非农化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通过转移农业生产要素，带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也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失，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的追赶式发展迎来新机遇。借鉴我国工业化由信息化带动发展的成功经验，农业现代化也可由数字化来带动，在农业发展中引入数字化要素，重视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农业。一是通过大数据对生物技术创新的推动，提升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二是推进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定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精准化、智能化。

 

第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我国原有的城镇化道路是由农村工业化引致的，承担了接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城镇化面临着新的转变。城镇化的意义不只局限于吸纳转移人口，还有助于物流网络的健全。健全的物流网络与高度成熟的电商平台相结合，可助力城乡大市场联通，助力“三农”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特征是以人为核心，这既要求进城人口市民化，又要求留在农村的农民市民化。其建设重点在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城镇为单位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平等，使农民在城镇就能享受市民权利。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力资本要素的回流，形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适配的人力资本结构，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引领数字经济发展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是现代化新动能与新优势得以发挥的微观主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将数据要素投入生产过程，重塑经营模式，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环境变化，实现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提高的创新过程。在以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进而以新动能推动现代化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我国目前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着企业间联动协同有限、转型投入不积极等问题，以致创新活力不足。为此，需要政府创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发挥激励与引导作用，打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体系。

 

第一，推动产业集群，加强企业间数字化协作。根据迈克尔·波特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钻石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相对于企业孤立式的存在，产业集群在新技术的扩散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在产业集群内，得益于集中的客户需求，企业能够更迅速清晰地认清趋势，在感知创新需求与数字化需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的各种企业相互影响。集群内成员能够直接学习到其他企业如何应用新技术，放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效应。并且，在产业集群中，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获得数字化要素，降低转型成本。因此，在产业集群内，应树立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消除产业集群发展障碍，培育其发展所需要的要素，健全产业集群发展所需的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鼓励集群内的企业顺畅交流。

 

第二，发挥政策工具的激励与引导作用，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转型初始投入大、投入产出存在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推动转型发展的信心。政府应当承担催化剂的作用，提供直接的现实性激励，发出间接的导向性信号。直接的激励应以不破坏竞争机制为原则，以财政税收金融综合政策提供普惠性支持，减少对某些特定对象的支持，主要发挥政策资金的引导作用，增强企业转型投入信心。具体而言，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出台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财税政策，在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税收优惠，直接惠及转型企业；二是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奖励数字化转型先行企业，刺激企业转型需求，带动社会资源向数字化转型领域投入；三是实施产学研合作计划，开展通用技术研究，培育企业转型所需数字化要素，满足企业对数字技术和数字人才的需求；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数据要素确权流转机制，加强反垄断监管，避免因竞争对手间合谋而阻碍竞争，通过有效的竞争加强数字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

 

（三）协调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基础现代化

 

产业基础的现代化水平决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虽然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的工业门类，但产业基础“大而不强”和“大而不新”的问题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主要存在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弱、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足两方面的问题，制约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业化能够培育新动能，产业数字化可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应当借助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带来的发展动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进产业基础现代化。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重点是促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协调发展。

 

第一，协同匹配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供求，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主要来自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利用数字要素转型升级的过程；产业的技术创新供给主要来自数字产业化，是新兴产业成长并创造数字要素的过程。二者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能有效释放现代化新动能。但目前我国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之间存在着供需错配，数字产业化领域侧重消费端供给，对生产端的数字技术供给不足，而产业数字化又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因此，应当注重以匹配的方式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方面的协同作用，推进数字化产业集群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供给企业与数字技术需求企业对接。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多元化。不断发掘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真实需求，进而支撑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从全局视角出发，建设全国统一标准的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基础设施的相对均衡，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良性互动。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实现产业基础能力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二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入高、回收期长、正外部性强的特点，因而要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充分带动市场资源的融资机制，实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推进产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

 

（四）构建数字平台体系，打造现代化经济新形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平台这一新的组织形态的成长。数字平台通过对各种经济活动信息的集聚与传输，促进生产与交易更加顺利进行，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运行主体。因此，应着手构建完善的数字平台体系，更新产业形态，进而促进产业融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动能。数字平台能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在线互动，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能力，促进产品多样性的增加，培育现代化的需求条件优势，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同时，通过数字平台体系的构建，产生新的治理主体，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通过构建数字平台体系打造现代化经济新形态的过程中，可以从产品交易平台与生产服务平台两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产品交易平台监管。产品交易平台通过将产品供求两端聚合在一处，促进信息交流与产品流通。产品交易平台本质上是线上形式的交易中介，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为电子商务活动提供基础。作为数字经济的先驱，电子商务依托我国庞大市场规模发展极为迅速，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平台企业滥用数据侵害消费者权益，利用市场地位衍生出系列反竞争行为等。在今后产品交易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一要重点关注平台垄断治理问题，做好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的界定工作，防范传统监管模式不适应而产生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二要关注消费者信息保护问题，推进数据确权，明确企业对消费者信息使用的边界，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第二，加快生产服务平台建设。生产服务平台的主要功能是为厂商的资源管理、生产决策和研发设计等提供服务，包括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创业平台和协同研发设计平台等。相对于产品交易平台的发展，我国生产服务平台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在我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规模与影响扩大主要依靠的是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是产品交易平台获得大发展的时代。而在产品交易平台趋于成熟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下半场的数字平台就主要是生产服务平台，以生产服务平台发展为厂商的创新生产赋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要积极推动生产服务平台建设，具体要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支持基于平台的企业合作，创造可快速复制的模块化生产模式，助力数字技术应用扩散；二是推动创新创业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共享模式，减小创业阻力；三是推动协同研发设计平台建设，通过平台实现研发设计信息共享，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形成资源整合效应，创造现代化产业新业态。

 

作者：任保平，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迟克涵，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本文首发于《改革》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