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要性看，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头。我们测算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5%。经济发展要靠创新，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趋势看，平台经济出现了从消费到生产端的转化。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数字平台，绝大部分是在消费端，以个人用户为主，无论是支付、网购、外卖、打车或者社交等，基本都是由消费场景或个人用户场景催生出一大批新的业务模式，借助十几亿消费者构成的强大市场而发展壮大。目前的数字平台发展开始走向生产端，这将会使生产出现一些新特点。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边界问题呈现复杂性。比如，企业会变得更大还是更小，产业组织将会更具综合性还是更加专业化，核心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会变得更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些变化对于将来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影响，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关于企业边界，过去往往从规模报酬递减理论出发，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规模，超过之后适得其反，并不是越大越好。现在技术发展，情况随之出现变化。根据经济学家科斯对于企业边界的分析框架，企业组织的经济活动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的企业组织协调进行，另一种是通过支付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企业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最终要看是市场的交易成本高，还是企业的组织成本高。如果后者超过前者，宜小；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宜大。

 

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会有很多新的改变，甚至会改变过去经济的一些运行模式，可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指提升规模、提升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三降”就是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降低接触。

 

数字技术应用到生产活动中，会同时产生两方面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很可能导致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市场交易成本也会降低，不同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这是产业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

 

过去的消费互联网，把十几亿消费者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庞大市场，对卖方产生吸引力。将来我们也可能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形成巨大的网络效应，通过整合生产者，使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活跃，更快推动创新。这有助于形成供应链服务的社会化协同机制。很多产业在过去难以解决内外部协调问题，归根结底是无法解决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比重问题。平台经济使这种情形得到改观，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能够降到足够低，实际上很多劳动分工就可以进一步细化。

 

这样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成型，需要做很多努力，包括通过大平台或产业互联网来实现企业间的整合，以及发挥政府、大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数据等先期准备工作，为未来有效形成新型产业组织铺路架桥。

 

作者：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