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发展确实给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简要介绍如下：

 

问题一：治理功能

 

市场经济中有三大主体：监管、市场、企业。三者各自为政，企业负责经营，市场负责交易撮合，监管负责调控。而在平台经济中，平台的设立突破了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兼具企业（经营）、市场（撮合）与政府（调控）的功能。平台本身是企业，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或经济主体。

 

有时这三种功能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利益冲突。这个矛盾在传统平台如百货公司、农贸市场中同样存在。数字平台的区别在于大规模和高速度，使得平台有能力提供很多个性化的服务。

 

这样确实导致一些问题，比如平台在诸如导流、搜索等活动中是否真正提供了公平公正的服务。国外曾发生过平台试图影响公共舆论甚至选举结果等问题。

 

如何确保平台既追求效率，又保证公平？这是潜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二：创新活力

 

平台企业无疑都是创新型企业，没有创新它们做不到今天。但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们能否保持创新的动力与能力？很多平台做大之后现金流充裕，大量收购新兴创新企业，降低市场竞争，就是所谓的猎杀式并购，对创新非常不利。很多平台企业通过大量“烧钱”迅速形成市场规模，获取市场势力，有成功的（如滴滴），也有不成功的（如摩拜）。我们希望平台长期持续地成为创新的主流之一，所以就需要分析解决一个问题：平台经济究竟是如何影响创新活动的？

 

问题三：收入分配

 

平台企业的服务具有长尾效应，降低了就业门槛，因而在就业、服务、产品提供等多方面具有很强的普惠性，同时也提供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应该说，对收入分配是有帮助的。

 

然而，平台在创造许多跟线上业务相关的新兴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消除了一部分线下的就业机会。虽然总体而言，增加的就业机会数量可能超过减少的就业机会，但是不排除有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他们能否平稳过渡？能否继续找到满意的工作？另外，为线上业务服务的人员，特别是骑手、外卖员，他们的收入、福利和劳动条件如何？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更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平台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造成财富的过度集中。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平台经济的发展究竟是会改善还是恶化收入分配？

 

问题四：公平竞争

 

平台为商家提供了新的竞争场所和竞争机会，同时，平台之间的竞争也很常见、很激烈。但是，平台是否有可能会利用其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形成市场势力，增加新企业进入的沉没成本，来限制竞争？

 

“二选一”是经常被讨论到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属于正当的追求投资回报的策略还是不正当的反竞争行为？如果不合理，其不正当性主要在何处？

 

问题五：数据算法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原因之一，是对个人权益和隐私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当然这一情况正在得到改善。大数据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服务，正面作用确实给很多平台企业提供了利用大数据算法的创新机会，但反面看，数据侵权尤其是侵犯隐私等各种问题很突出。许多平台的参与者，包括出租车司机、骑手、消费者，经常有被算法控制住的感觉。瑞典数学家大卫·萨普特（David Sumpter）写了一本书《被算法操控的生活》，说明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

 

大数据分析在帮助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反而增加了平台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出现了“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所以，利用数据算法实行差异化定价的边界到底在哪？

 

问题六：国际挑战

 

前面提到，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较快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中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是相对隔离的。但未来，不管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我国的数字平台早晚都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国内的规制既需要考虑我国平台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现状，也应准备好将来与国际规则相接轨。

 

欧美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美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诉求包括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非属地化限制、取消数字灌水、知识产权保护等；欧盟则主张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消费者隐私保护、反垄断、数字税等。

 

既然未来中国的平台经济肯定要参与国际竞争，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这是避不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