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培文  张 云

 

数字经济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决胜点。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据中国信通院（2020）数据显示，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从2008年的18379.9亿美元提升至到2018年的2931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8%。其中，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逐年上升，由2005年的14.2%增加至2019年的36.2%，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路径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着人口红利下降的重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再创新高，达到了12.6%，而人口出生率仅为10.48‰，人口红利下降使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不断恶化，企业用工成本上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升（蔡昉，2010）。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5G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一方面加速推动现代信息网络、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得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的应用潜能无限释放，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使得机器结合人抑或机器替代人的要素模式重组，要素资源的重组本质上意味着收入分配的重组。而目前大多文献局限于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或人口红利下降的收入分配的效应等单方面的探讨，尚未有文献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下降及其叠加效应对微观个体收入格局的影响，尤其是福利差异的变动。因此，在数字经济与人口红利下降的双重宏观经济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数字经济作用于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中间传导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口红利下降的联动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理论方面，借鉴Herrendorf et al.（2018）、郭凯明（2020）的研究，构建了包括中间产品部门与最终产品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进而分析数字经济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交互效应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和福利的影响。实证方面，以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CHIP数据中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住户为研究对象，运用OLS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可靠性。实证检验与理论分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挤占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收入权，但改善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福利水平。数字经济通过要素重组升级与再配置引致的效率变革与产业智能化削弱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权，但通过提高法制效率与政府监管质量改善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福利水平。人口红利下降的劳动力短缺效应来源于中低技能劳动者。在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仅削弱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权益，数字经济发展引致的低技能劳动者替代效应远甚于人口红利下降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针对数字经济和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双重冲击，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从个人与社会角度改善中低技能劳动者自身能力与素养。从个人角度，中低技能劳动者应该积极提高自身受教育水平、参加各类社会培训或通过“干中学”的渠道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从社会角度，政府应积极引导数字资本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弱势劳动者收入处境。第二，积极发挥数字治理改善中低技能劳动者福利水平的积极效应，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应积极发挥数字经济对政府的监管作用，妥善处理好数字化治理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帮扶低人力资本群体。政府应该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农业户口低技能劳动者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适当延长弱势群体义务教育年限，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普及率。

 

本文的重要创新和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数字经济作为引领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型战略性组织形态，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放大了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各环节的周转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为此，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下降的双重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分别探讨了不同技能劳动者收入分配与福利水平的演变特征，为全面认识当前阶层收入分配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从要素重组升级与再配置所引致的效率变革与产业智能化导向、数字化治理水平等角度对数字经济收入分配效应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正确处理好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的政策建议。第三，参考和借鉴Bukht & Heeks（2018）、中国信通院（2020）、赵涛等（2020）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和变量处理方式，本文从数字产业活跃度、数字创新活跃度、数字用户活跃度、数字平台活跃度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衡量，并通过测算得出了综合的数字经济指标，有别于现有文献从单一维度度量数字经济的方法。

 

以新型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以人口红利下降的劳动力要素结构转型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当前数字经济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的衡量方式尚未达成一致共识。目前大多数文献局限于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或人口红利下降的收入分配效应等单方面的探讨，少有的几篇文献也仅从老龄化的角度出发，论述随着老龄化程度加重，企业会加大人工智能投入进而减轻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而尚未有文献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口红利下降及其叠加效应对微观个体收入格局的影响，尤其是福利变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研究数字技术与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两类要素配置模式、配置结构与配置效率转变的同时，通过总结研究现状，尝试思考数字经济与人口红利下降的内在联系（即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要素结构转型的联动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劳动力要素结构转型（人口红利下降）的双重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整体收入分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影响。在具体研究切入点上，本文选择微观个体高中低技能的劳动者权益包括工资收入和福利来进行研究。

 

未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继续聚焦于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要素结构转型的相关研究，从新发展格局的宏观经济形势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双循环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同时考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的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

 

作者：柏培文、张云 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