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由于数字技术促使数据应用场景和参与主体日益多样化，数据安全的外延不断扩展，数据安全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当前我国数据安全面临哪些难点、痛点？

 

欧阳日辉：从数据经济发展来看，数据安全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数据确权是任务最艰巨的问题。明确数据产权或权属问题，即明确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国家数据、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的数据权，是数据交易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数据的流通和交易无从谈起。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数据产权的规定仍为原则性规定，数据产权规则不清晰，可能会导致多方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建立健全数据产权的细化标准规范和规则。

 

二是数据定价是最复杂的问题。数据必然会成为可进行交易的商品、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与资产，但数据资产的确权和定价的研究刚刚起步。在数据的交易过程中，数据价格的生成机制应该根据其交易模式来设计，但数据究竟能给使用者带来多大的回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采用现有的直接法和比较法进行资产评估，都存在缺陷。

 

三是数据利用监管是最敏感的问题。民法典规定，除非经权利人明确同意，数据处理者不得利用自然人隐私。数据在采集、使用和存储全生命周期中，如何有效保护个人隐私问题、消除大数据“杀熟”、防范数据泄露风险、解决数据流转的监测和溯源问题，都是数据拥有者担心的问题。

 

四是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是最核心的问题。理论上说，数据资本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数据要素变成要素资本应该按贡献程度参与收益分配，一种合理的产权安排应该产生最优的激励效果，进而让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和使用。但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框架、法律规范和操作流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刚刚起步。

 

刘权：第一，数据贩卖侵害个人隐私问题。目前，数据贩卖已成为大数据产业的灰色地带。数据贩卖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外部攻击者利用爬虫等技术窃取并倒卖个人数据；二是“内鬼”倒卖个人数据，成为非法数据交易链源头；三是平台之间实施暗箱操作，通过数据兜售进行数据商业变现。在数据价值利益的驱动下，数据贩卖产业链使个人隐私安全面临挑战。

 

第二，互联网平台企业滥采滥用个人信息并实施数据垄断问题。随着数据安全内涵的延伸和扩大，除了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数据本身的安全之外，对数据合法合规地进行收集使用也成为了数据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业务大都由数据驱动，商业推广、精准营销、产品迭代等均依赖对数据的海量收集和开发利用，数据成为了平台企业发展和盈利的核心引擎。基于数据收集使用创新商业营收模式、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为了各个平台企业追逐的商业目标，由此也引发了个人信息滥采滥用、数据垄断等数据安全风险。例如，移动应用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用户个人信息自主权丧失；基于数据垄断优势进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侵犯消费者权益。

 

第三，数据权属争议大，数据产权难确立问题。数据产权建设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基础部分，也是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产权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然而，由于数据的类型复杂、边界模糊、性质多样，数据相关权利体系复杂甚至冲突，导致数据产权确立困难。数据产权未确立、数据权利边界不明晰、数据利益分配模式存在缺陷等问题，容易引发数据贩卖、数据无序竞争等现象。

 

李佳璐：从数据本身的特性来看，其属于虚拟世界中存在的要素，在价值实现方式上呈现聚合性等特点，因此在数据的生产、采集、处理和共享等各个环节均有可能出现问题。

 

我国目前数据安全威胁来自于多方，既有外部攻击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有由于数据存储方式不当、流通环境安全系数低、数据隔离上出现重大泄露等带来的额外损失，这就增加了数据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的快速应用与革新，造成了技术更新换代与数据安全保护升级的割裂，往往越先进的技术越会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不易觉察的漏洞，加之部分企业在数据管理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规范、严谨的配套流程，增加了数据安全保护的难度。

 

此外，我国个人社会征信体系仍不完善，在互联网交易方面存在道德风险，及网络钓鱼、信息污染等问题；数据孤岛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护数据安全的成本，提升了信息、网络犯罪执法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