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数字经济战略机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各区域之间的数字化差距较为明显，数字经济红利呈现出城市多、农村少，东部多、中西部少的分配格局。从城乡差异来看，截至2020年3月，中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6.5%，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6.2%；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2019年东部地区4G移动宽带用户的平均下载速率最高达到24.60Mbit/s，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较东部地区低0.93Mbit/s和1.58Mbit/s。

 

因此，需要统筹规划以5G、互联网、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基建，加强对相对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着力缩小区域间网络基础设施差距，夯实智能社会的建构基础；充分利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辐射作用，将数字产业链向中西部和东北部延伸，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产业合作，强化区域间产业对接；将城市群作为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优化区域布局、差异定位、错位发展，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加快数字经济样本区、示范区、引领区建设推广，推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共建数字化协同平台，提升区域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水平，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

 

优化产业生态，促进全产业链智能化升级。近年来，虽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和应用能力依然不足。数据应用大多仅停留在精准营销、风险控制等有限场景，难以通过数据分析建模等技术展开生产决策层面的预测和控制。加之不同企业之间数字化发展差异较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囿于较低的数据资产积累水平、数据资源应用水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较慢。

 

因此，需要引导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企业由“互联网+”向“智能+”转型升级；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打造一批拓展产业边界、面向不同场景的新模式与新业态，促进不同产业链之间协同发展；完善技术服务、创新孵化等公共服务，打造一批智能制造一体化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企业，实现数字技术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生产控制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加快构建多层次数字产业链，把数字经济延伸到国内外上下游产业的整合上，促进数字贸易与国内产业发展融合。

 

夯实基础研究，突破“卡脖子”难题。尽管我国数字应用走在前列，但基础科学研究仍然存在短板，导致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面临“卡脖子”难题，制约了数字化转型，也使得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缺失了一定的话语权。

 

因此，需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链安全，整合国家创新资源，强化基础研究，着力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自主创新补齐短板；建立需求驱动的协同创新链，支持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实现数字技术的协同创新效应；促进创新资源在区域、部门、行业间的优化配置，加快形成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果，筑牢内循环的新根基，重构外循环的新平台。

 

完善数据监管治理体系，提高数据要素开放共享风控能力。当前，由于部分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采取的业务框架及系统不同，数据共享面临权责边界模糊、监管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而在数据保护层面，因个人数据概念及界限模糊、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存在用户信息数据可能被过度采集、使用和泄露的隐患。

 

因此，需要完善政府协同，优化政府管理服务模式，推动数据互联互通，创建高质量政务数据生态和流通体系；优化应用协同，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加强“政产学研用”合作共享，真正发挥数据的价值；综合运用技术、法律、行政等手段，制定数字经济安全制度，在确保国家安全、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政务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协作，健全相关的隐私、伦理、法规等制度，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好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