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通信技术（ICT）不足以支撑产业型数字经济的发展

 

技术错配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目前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只适用于消费领域的数字经济，但在从消费领域走向生产领域的数字经济中，中国的技术支撑架构其实是缺失的，这个缺失的技术是操作技术（OT）。因此，未来应通过融合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操作技术（OT）来共同推动生产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二）数据价值化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数据的权属界定、价格形成、交易流通、开发利用等各个环节均存在诸多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首先是数据标准化、资产化和商品化体系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的欠缺导致无法建立统一的数据大市场；其次是形成交易市场的要件不全，阻碍了数据要素的顺畅交易流通；第三是顶层缺位、上下不联、横向不通的管理体制机制缺陷和障碍凸显；第四是数据权属生成过程复杂，数据确权难度大；第五是数据收益和成本估算机制较为缺乏。

 

（三）产业数字化四“不”问题长期存在

 

这方面重点体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仍然较高。一是“不想用”，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受到既有经营方式、思维惯性、渠道冲突等因素影响，对数字技术存在认识偏差，制约融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不敢用”，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项目投入大，建设周期长，转换成本高，且短期效益不明显，融合应用动力不足；三是“不能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标准尚不统一，具体发展路径不清晰，应用难度大；四是“不会用”，中小微企业用于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足，投融资方式渠道单一，同时存在新兴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

 

（四）消费型数字经济逻辑难以推动产业型数字经济的发展

 

当前国家在治理的时候，往往是运用推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来推动产业型数字经济。例如，微信作为一种消费型数字经济，推广后边际成本可以降低，但是产业的数字经济平均成本很高，因为研发一个产业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投入大，也因此导致后期的边际成本同样很高。如果在边际成本和收益成本“双高”的情况下，政府仍沿用消费型数字经济的逻辑，便难以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数字经济政策，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5年处于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国家在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迭代演进。同时更注重技术单点本身；到了第二阶段2015—2017年，中国更为注重于技术和垂直行业的融合；在2017年之后，中国则更加注重于整个经济形态的考量，也就是顶层设计的考量，重点是培育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中国的政策态势一直是沿着相应的轨迹在探索，即从技术的创新到融合的应用，从垂直的行业到经济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