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即国家对一国境内跨国企业，通过海外子公司所销售的数字服务进行征收的一种税，其征收对象多为大型互联网公司。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主要驱动力量的背景下，法国率先通过数字服务税征收法案，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也相继发布征税意向，但美国强烈反对数字服务税，不仅提出了数字税“安全港”制度，甚至不惜采取“301调查”、加征关税等举措。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经所财经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淑翠对本报记者表示，总体看，各国在数字服务税方面的分歧，可能成为全球经贸摩擦加剧的潜在引爆点。此外，随着企业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跨境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各国针对大型数字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势必会将相关企业跨境业务纳入征税范围，增加企业生产运营成本。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何杨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各国征收大型数字公司的数字服务税主要是单边措施，还没有纳入双边或者多边的框架，可能造成国际重复征税，并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政策对于数字服务税征收和管理方式存在着一定差异，除了已经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地区），还有多个国家（地区）也在酝酿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

 

“大部分税收政策虽然作为所得税管理，但是并没有纳入双边和多边的消除重复征税范畴。并且这些数字服务税大多将企业收入总额作为税基，大型数字公司有可能在一国面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要承担这一所得税的负担，增加了税收成本。”何杨说。

 

 

未来，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以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其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日益严苛的海外监管与不确定的市场风险，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壁垒将越来越多。

 

张淑翠认为，数字服务税的课税对象界限模糊，数字经济交易活动涉及较多无形资产、知识产权、数据以及其他数字产品流转，课税对象界限相对于传统产品或服务更为模糊，产品价值评估难度较高，导致阿里巴巴、腾讯、今日头条等中国大型数字公司提高抵扣等环节避税风险。另一方面，数字服务税对税收征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例如针对传统支付方式的应税资金监控手段无法满足网上支付的监管需求，增加企业偷逃税风险。还有，数字服务税涉及数据知情同意权、修改权等公民数据的人格权，数据采集权、使用权、交易权等数据财产权，以及数据管理权、反制权、司法权等国家数据主权，这也是中国数字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所要面临的问题。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蕴藏的价值将进一步被市场发掘，催生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具有增设新税的潜力，但尚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我国区域间数字经济税收红利分配失衡，亟待推动税收跨区域分配制度。”张淑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