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数字经济增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伴随从中央到地方对数字经济领域推进政策的实施，加之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支撑，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数字经济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约束，突破了要素供给和生产消费的时空局限，促进了智能制造、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业态以及数字化商业模式的发展，从而带来社会新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潜力释放，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发展韧性。尤其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我国复工复产、经济稳定增长、疫情防控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瞄准疫情引发的用户对生产生活线上需求机遇，快速复工复产。这些企业通过拓展智能制造、在线教育、云医疗、云办公、云展示、线上文娱、在线消费、无人配送等业务，或为这些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服务，实现了业务扩展和营收增长。事实证明，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拥有无需人力干预的智能生产线系统的企业生产经营恢复较快，受疫情影响较小，直接带动了上下游企业的复工复产。同时得益于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我国在防疫工作中对人员和物资流动进行了有效监测和管理，为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数字经济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全球疫情蔓延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双重效应下，因势而变的科学之举和与时俱进的重要战略选择。数字经济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高效满足市场需求、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数字经济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为国内大循环创造畅通动力。数字技术的产业融合与渗透，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和服务供给品质和效率，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推动企业数字化应用。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场景，创造并形成了广泛的线上需求，提升了人们的需求层次。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亦直接带动了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供给和投资需求。数字技术进步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和信息对称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资源供给和需求方的匹配效率，从而极大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有效畅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链接。数字经济带来的国内财富效应，不断扩大的数字产业发展需求、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需求以及数字产品的市场需求，加之中国开放经济的拓展效应，将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合作，吸引数字经济相关资源的国际流动，直接推动国际大循环发展。大数据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信息传递日益透明化，减少了跨国企业资源和市场搜寻成本，降低了签订契约和实施监督的交易成本。这将有利于传统经济形态中的企业内部分工以“众包”的形式进行跨国外包，推动国际专业化分工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密切了各国经济主体联系；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发展，减少保护主义障碍，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发展。比如基于数字经济的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2015—2019年年均增速近50%，极大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提升产业和技术发展层级，提高人民消费层次和生活品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当前，数字化信息与知识成为了经济和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不仅为经济和社会创新发展提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现代高端技术，且在技术产业化过程中促进了知识信息密集型数字产业发展，实现了技术和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撑，使其能精准把握客户现实和潜在需求，优化产销流程，提升运营效益，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数字产业发展也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高层次、可选择的数字内容产品和服务。如数字影视、数字动漫、数字游戏、数字出版、数字音乐、移动应用、网络服务、内容软件等，在满足人民高层次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生活品质。同时，数字经济提供的共享平台以及众创、众包、众筹等模式，也利于减少社会主体在各自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资源浪费和不合理利用问题，有助于实现绿色化、低能耗的内涵式发展。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极大提升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效能。数字化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政府服务的透明度和效率，使其能够精准把握社会各主体的诉求，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更好地解决问题。如当前我国各地政府推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本质上就是通过构建数字型政府实现现代化服务和治理，基于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政府部门间协调、数字信息共享、线上便捷服务，从而精准解决相应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需要我们找准着力点不断深化推进。一是找准现有数字技术中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加大资源投入，集中攻关。在工业芯片、操作系统、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及算法等核心技术领域进行突破，实现自主可控和进口替代，培育一批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企业，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着力解决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之间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应加强对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共建数字化协同平台以及资源、财务、法务共享平台，带动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三是构建一批覆盖全国全行业的权威数据库。促进大数据应用创新，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和应用服务。四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推动形成普遍性数字化场景和多样化数字生活，促进智能制造、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发展。五是扩大国内数字经济领域开放。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外资准入条件，吸引国际优质项目落地，加强数字经济技术、资本和人才国际合作，推进数字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数字经济双循环。六是加强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各国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一带一路”数字贸易和投资发展。通过开展双多边数字经济项目合作，引领智能化、平台化、绿色化经济发展模式，共建数字“一带一路”产业链和信用链，构建以中国为主的数字“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体系。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重大专项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