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疫情大流行加速了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推动了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网络电商、直播带货兴起，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乐享购物；线上会议、远程办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网络课堂、在线教育让学生能够“停课不停学”。疫情期间，大数据也为联防联控、科学防治提供有效帮助，“健康码”成为居民出行新“身份证”。

 

但在数字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时，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应用能力相对匮乏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数字红利到数字鸿沟，数字隔离是持续撕裂还是终将得到弥合也成了备受关注的问题。

国际到国内，数字鸿沟普遍存在

 

早在1970年，著名的知识沟（knowledgegap）假设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一直是传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广泛使用，数字鸿沟成为一个笼统的标签或比喻，用来说明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采纳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实际上，数字鸿沟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现象，从国际到国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只有一半以上的家庭（55％）拥有互联网连接。在发达国家中有87％的人口能够上网，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47％，而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网络接通率仅为19％。

 

据统计，全球共有37亿人无法访问互联网，其中多数来自于较贫穷的国家，但在疫情期间恰恰是这些国家，传播疫情防控信息的需求最为迫切。

 

另外，在一些国家，由于设备的成本过高，也使一部分人被锁定在手机所有权之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GB数据（可以播放一小时标清电影）的费用接近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非洲有85％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5.50美元，所以大多数非洲人认为自己已被数字鸿沟所隔离。

 

而除了国际间的数字鸿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字隔离。

 

以美国为例，有超过6％的美国人（即2100万人）享受不到高速网络连接。在澳大利亚，这一数字为13％，甚至还有近三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也没有连接互联网。数字表明，即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家庭，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网络服务。

 

 微软一项名为Airband的农村互联网项目研究表明，超过1.57亿美国人不能以宽带速度使用互联网。史密斯表示，如果没有适合的宽带连接，这些人将无法开办或经营现代企业、无法使用远程医疗、不能接受在线教育，也不能对农场进行数字化改造或在线开展学术研究。

 

就我国目前阶段来看，信息技术开始向国民经济各产业全面渗透，数字化的发展重心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数字化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4.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7.6%。

 

但是，三次产业中，农业数字化进程落后、数字化增加值增长缓慢。2018年，中国服务业、工业、农业中数字经济占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5.9%、18.3%和7.3%，分别较2017年提升3.28、1.09、0.72个百分点，农业产业显著落后。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城乡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并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消失。今年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6.2%，农村网民规模仅为城镇的39.3%，占非网民整体的59.8%。

 

尽管农村地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十三五”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数字网络接入缺口得到有效填补。但就此次疫情中的线上教学来看，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在互联网的接入层面依旧存在巨大差距。城市学生拥有稳定的网速以支持手机、电脑等各类终端进行网课学习。而农村学生在终端的获取上存在的资金壁垒，再加上农村时有时无的信号，让数字鸿沟进一步凸显。

 

 

事实上，数字鸿沟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隔离，从纵向的发展阶段来看，数字鸿沟将具体表现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其对应的分别是信息的可接入性、信息资源利用能力和欣赏信息价值的能力。

 

首先，从信息的可接入性来看，信息被转化成二进制数字在计算机、因特网和智能手机之间传递，各种信息工具成为数字信息的载体。信息使用者必须首先要拥有信息工具，对接入信息付费，才能实现信息资源的接入，而与此同时，居民只有具有信息接入意识，才会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信息工具。

 

但正如前述，在今年3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我国非网民规模依旧高达4.96亿，其中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为40.2%，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9.8%，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人群为主。

 

此外，拥有各种数字设备是信息接入的前提，但意识到信息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则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用户使用数字设备获取信息的意识强与弱，对其通过数字设备获取信息的最终可能性有着较大的影响。

 

而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足，农村居民更加强调基本的生活满足，在数字产品的购买力上及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上远远弱于城市居民。农村的电脑和网络连接较城市缺乏，其在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数字电视、计算机等数字信息工具的占有率、占有数量、占有时间等方面明显低于城市，使得其信息接入意识也明显弱于城市居民。

 

其次，是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鸿沟，即在信息技术接入之外，还存在着因使用者能力和技能差异而产生的二级数字鸿沟。事实上，简单地访问并不是数字鸿沟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信息技术。

 

根据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将互联网应用分为信息获取、交流沟通、商务交易和网络金融，而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获得各种时事新闻、经济政治信息时。农村居民大多通过网络从事娱乐活动，仍然停留在听音乐、打游戏、看新闻的阶段。

 

而与电话不同，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有技能门槛的，一旦因知识、年龄或健康等原因，无法掌握相关技能，就容易出现使用鸿沟。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网约车已经非常普遍，传统出租车也适应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慢慢转向了网约，以至于一些老人如果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将很难在马路边及时打到车。

 

最后，是信息资源使用质量带来的能力鸿沟。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这一阶段的数字鸿沟，不再局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层面，而是体现为不同群体在获取数字资源、处理数字资源、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疫情开始之初，“怎样让你的父母戴上口罩”被顶上热搜，这其实就是一个接受数字资源的能力差异的明显体现。当疫情突发时，年轻的子代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警觉。相比子代而言，亲代信息接收则较为迟钝，他们受制于传统的生活经验对信息的容纳性不足，甚至在疫情前期出现抵抗心理。

 

这也是在家庭层面数字能力鸿沟所表现出的代际鸿沟，即父母和子女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另一方面，在“赢者通吃”规律下，数字化技术先行者从网络效应中获益，与后来者或不掌握技能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例如，一些与通信讯息技术有关的职业从业人员，因其专业特性与工作要求就会成为数字技术的富有者，如计算机程序员、网络分析师等；白领和企事业管理人员，由于现代办公的无纸化等职业特点也需要经常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在线交易、网上办公等；而许多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职业，例如体力劳动者，在工作中很少使用数字技术，从而成为数字技术的贫瘠者。

 

对个人而言，如果不能融入数字社会，未来就可能无法分享数字机遇；对企业或群体而言，如果不能被数字红利所惠及，就会在“强者愈强”的格局下遭淘汰。

 

 

毫无疑问，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扩大，会使得基于数字经济的利益分配趋向不均等化，进而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使用数字技术的各类主体，能够快速数字化其原有的关系网络和拓展新的关系网络，并将这些数字化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新的经济社会资源。而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则会因为只能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而被远远甩在后面。其结果主要包括个体机会的不均等加剧，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加剧，地区发展不协调加剧以及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让各种类型的数字鸿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除了政府要发挥调控作用、完善硬件设施。在社会层面还应推动数字技术加快应用，充分释放和享受数字红利，关注被数字鸿沟隔在另一边的群体，让数字经济迸发出强大的包容性。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要提高网络普及率，利用数字反哺减少因代际而出现的数字鸿沟。且在提升亲代能动性媒介素养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亲代思辨性媒介素养的提升。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社会治理时，在方便了大部分人的同时，应有更多的灵活性、足够的选择性。
 

消弭数字鸿沟是互联网下半场的重要使命，只有不断弥合各种数字鸿沟，充分实现数字经济的包容发展，才能让数字红利普惠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