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应链协同创新与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意义并积极谋求布局。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促进数字经济与供应链管理的全面融合，即在现有供应链模式基础上实现数字化协同创新。

 

根本方法

 

供应链协同创新是一个开源、开放、敏捷、融合的创新体系，即对供应链体系中的各个分形系统进行空间、时间、功能、结构、流程等重组重构，实现“同步、关联、合作、竞争”的溢价增值作用。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发展与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意义并积极谋求布局。当前来看，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促进数字经济与供应链管理的全面融合，即在现有供应链模式基础上实现数字化协同创新。从发展趋势分析，这应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供应链变革的根本方向。从现代经济的意义上说，供应链协同创新是供应链核心竞争力建构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供应链协同创新在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往往被定义为重要基础性经济战略，而且在这些国家，因其长期的经验沉淀和知识积累，供应链数字化正日益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供应链协同创新体现的是一系列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且这种作用的全面发挥是以不同主体间基于知识、信息、数据的充分共享和充分信任以及其利益诉求实现为基础，这是供应链能否协同创新以及能否实现可预期协同创新效应的关键。相比较而言，现阶段我国的大部分供应链体系仍处于传统格局，受限于传统经济思维、认知和知识结构制约而陷入一系列的协同阻滞，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合作阻滞。因为沟通不畅、渠道不畅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传统供应链的合作关系通常不稳定，参与主体容易被分割。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意外因素冲击或内部出现不一致性，就很有可能造成断链的局面，这对生产运营的正常秩序会形成干扰且重新链合成本较高。

 

二是嵌入阻滞。传统供应链大多是基于企业主体的自我建构且通常自成体系，企业基于某些利益因素、风险因素的考虑往往会阻止某些变革的深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跨企业、跨产业、跨区域的嵌入就变得相对困难，且很容易导致供应链陷入所谓“孤链”的格局，特别是基于供应链合作的数据互换、数据访问、数据共享更加困难，这将抑制供应链协同的溢出效应。

 

三是信任阻滞。供应链的各个成员是处于供应链不同价值环节的实体，上下游业务关系自然产生利益诉求及相应的利益分配冲突，另外，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目标愿景、心智模式的差异性，也会对协同行为及协同规则产生扭曲，导致供应链信任度降低。

 

四是流动性阻滞。供应链上客观存在一些重要流动性，包括价值流、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物流等在内的流动性必须有序，但在存在分割、信息不对称甚至出现断链的情况下，流动性的有序结构就会被打破，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供应链整体效能失调，敏捷反应能力和需求响应能力降低，最终引起供应链的成本增高。

 

由于这些协同阻滞的存在，我国供应链协同效率尤其是在协同稳定性、合作质量等方面一直很难有大幅提升，这实际上也是形成我国供应链“分割效应”的主要根源。而之所以陷入协同阻滞就在于，传统供应链协同大都依赖于“供给——需求”驱动，而技术创新驱动相对不力。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外源性、诱致性驱动，具有被动性特点。因此，如何破解和消除传统供应链协同阻滞，必须促进驱动机制转型，也就是由外源性供求驱动向内源性数字经济驱动转型，用数字化赋能和引领传统供应链变革。

 

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驱动并非简单线性的作用过程，而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体系、有序演化的复杂系统性作用的过程。数字经济驱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供应链协同创新赋能，不断增强面向现代复杂性经济的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认识和理解这一特征对于组织实施供应链协同创新至关重要，这里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认知。要形成新思想、新思维、新理念，尤其面对数字化转型要具备创新精神，要防止陷入技术至上思维。供应链数字化首先且直观意义上表现为技术迭代，通过技术迭代实现技术升级，构成一般意义上的数字化路径。但技术只是数字化的工具、手段和框架而不是最终目的。因此，过度关注技术并将数字化重心放在技术方向，有可能将供应链数字化不适当地引入到纯粹技术路径上，这显然不符合供应链变革的宗旨。实际上，在数字化变革中，促进新技术推广应用开发数字价值，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更具有实践意义。

 

二是技术迭代。尽管数字化变革受技术、制度、供给、需求、市场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技术革命无疑是最具有颠覆性和根本性作用的因素。从历史上来说，历次技术革命都必然形成新技术群落对旧技术群落的迭代，迭代的结果便是整个经济的技术基础发生重大改进，同时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变迁和质量变革效应。当前正在发生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主导，对包括供应链在内的整个经济形成显著迭代效应，从而持续促进供应链的技术升级。

 

三是知识建构。供应链数字化本质上是知识集约化，因此，知识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除此之外包括经验、技能、战略、文化、心理、社会资本等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影响因素在作用效应、作用方式、作用方向以及实现机制等方面呈现复杂性格局。供应链数字化变革本质上需要企业在“技术、知识、能力”方面建立有效匹配机制。

 

四是管理变革。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创新潜能，对产品经济实践中形成的某些管理方式和方法，诸如“全面质量管理”“卓越绩效管理”“分布式现场管理”“精细化流程管理”“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专家决策系统”等，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施有计划的改进、优化、提升。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应用诸如“大数据集成管理”“在线数据管理”“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在线专家决策”等新型管理模式和方法。

 

五是平台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通过构建“线上——线下”“实体——虚拟”交互作用的产业云平台，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不同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链接，形成产业互联网，充分发挥平台引流、集聚和配置资源功能。

 

六是人力资源。在供应链数字化变革中，人力资源具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存在人力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导致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供应链变革的异质性，譬如技术选择、平台建设、团队建设、资源规划等方面。提升人力资源禀赋对于供应链数字化执行至关重要。

 

路径选择

 

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资金链、商品链、信息链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链等，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复杂链合体，因此，供应链数字化变革应多元路径协同推进。

 

一是促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包括网络化、数字集约化、融合化、平台化、智能化等多种要素。首先应分步有序地推进单个链点的数字化，包括采购、决策、管理、物流、制造、金融等；其次应有序整合推进整体链环的数字化，通过多链融合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提升供应链的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最后应秉承“互联共享智能”理念，围绕“云”和“数”两大驱动力，以企业“ERP进化”为支撑构建“供应链大脑”。

 

二是推进数字经济深度的融合。首先要“上云”，借助“上云”可以实现与客户、供应商的广泛链接，将企业流程由内部延伸到整个产业链，建立更全面的端到端流程；其次是用数，通过大数据分析管理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特别是基于区块链智能产品实现的数字价值通证的产出、激励和流通，实现跨链系统互联；最后是赋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创新潜能促进融合，重塑商业模式优化产业生态，增强流动性提升合作质量。

 

三是加强供应链核心能力建设。供应链的核心能力是指供应链引流、集聚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供应链转型、融合、协同创新中的融会贯通至关重要。首先要在供应链应急体系譬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重要物资储备应急、精准应急、应急网络、应急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其次要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经济、协同创新网络构建、多层次供应链网络整合等多方面加强核心能力建设；最后要促进组织学习，通过边干边学不断积累新知识和实现经验沉淀。

 

四是完善供应链治理体制机制。供应链本身是一个复杂性结构，再加上数字化、融合化的深入推进，不确定性增加自然引发各类风险涌现，这显然对于供应链协同创新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供应链各主体要不断增强治理能力，这依赖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深度学习和自律性，还要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包括法律、政策、监管、自律性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