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绿色低碳转型最终需要落足于企业和消费者身上，如何提供完整的绿色低碳的激励机制、如何完善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等，都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要使绿色低碳不仅仅成为定价工具、评判标准和投资策略，更要成为价值观念、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

 

 

什么是排碳的负外部性？这是指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为排出的碳付出应有成本，所以对社会有负的外部性。易纲表示，排碳多的单位是以自己的低成本实现盈利，但对整个社会和公众造成了负的外部性。未来绿交所就是要逐步把负外部性内部化，使碳定价逐步接近其社会成本，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同时通过强化信息披露要求，让社会知道是谁排的碳，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这是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绿色交易所将碳排放外部性内部化，排碳部门需要承担起所造成的社会负面成本，推动企业提升生产工艺和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减少碳排放。同时，绿交所也会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有效降低绿色能源等成本，让企业绿色生产工艺有利润，居民绿色消费物美价廉，促进绿色经济良性循环。”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

 

在专家看来，所谓“碳定价”，就是给碳排放制定一个价格（即“碳价”），把企业技术改造、绿色金融、社会消费等隐形的减排成本“放在了台面之上”，用碳价表现出来。而绿交所这样的碳市场，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实现均衡的价格。

 

“传统来看，可以通过补贴、罚款等措施将外部性内部化，但这些措施也面临着谁来执行、仲裁等道德风险问题；而依据‘科斯定理’，对公共品的供给界定产权，通过市场机制让产权进行有效的交易定价，让那些提供产品的厂商和市场主体通过价格机制得到补贴和利益实现，已经在大量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可以实现最优的帕累托配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

 

中金公司研究结果表明，碳价信号越显著，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导作用就越强，越能激发企业开发和采用低碳技术的意愿，进而更好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信息披露要求，让排碳者接受社会监督至关重要。“要完善碳核算体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提示，碳核算体系是一套碳排放信息核算和披露的方法，是准确掌握我国碳排放变化趋势、有效开展各项碳减排工作、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基本前提，也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支撑。他建议，我国可积极借鉴国际上已有的探索，利用我国制度优势，从治理、战略、风险管理、目标和指标等方面形成披露的标准模板。

 

 

除了推动负外部性内部化，启动绿交所还有助于稳步降低绿色溢价。所谓绿色溢价，是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术）比使用现在的化石能源（或技术）的成本高出的部分。这对不同的行业和技术来说是不一样的，随着技术和政策的变化还会不断发展变化。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等就要逐步把绿色溢价给降下来，使企业、家庭愿意选择用绿色能源，从成本方面让大家愿意自觉地使用。”易纲表示，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关技术发展非常快，成本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说，目前绿色能源的成本还是要比传统能源要高一点，高出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

 

专家认为，绿色溢价实际上就是转换价格的概念，是“碳中和”的重要分析工具。一定程度上说，绿色溢价是企业愿意为购买碳排放量支付的金额的上限。通常情况下，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会率先减排，而成本高者则不愿意减排，这时碳交易市场就用碳价来做“指挥棒”，减排不达标的企业去市场上购买碳排放的配额，一旦购买的费用超过了技术改造费用，也就是超出了“绿色溢价”的额度，那么，这时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绿色转型，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

 

“目前，在大多数领域，绿色溢价是正值，而降低绿色溢价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鲁政委告诉记者，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两种路径：一是增加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基于碳的社会成本对高碳技术的排放进行定价，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借以提升高碳技术的生产成本；二是通过财政、金融等各类绿色激励措施降低零碳技术的各类成本，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将零碳技术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提升零碳技术的经济成熟度。“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来加以引导，使得使用清洁能源比化石能源的成本更低，更好地撬动全社会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倾斜。”鲁政委说。

 

为什么在北京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北京建立和升级绿色交易所，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绿交所作为专业化市场平台，有助于促进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探索用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的创新途径；第二，将绿交所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意味着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碳市场进行投资，也将积极促进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第三，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有助于北京市更好地实施“绿色北京”战略，北京探索的经验也将有助于全国各地学习和借鉴。

 

 

启动绿交所建设对推动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一如既往支持北京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市场。“我国碳市场前景广阔，特别是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具有很大潜力。我们将支持北京绿色交易所发展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创新更多碳金融产品，更好服务碳市场参与主体，推动降低绿色溢价，在引领带动绿色转型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易纲说。

 

让绿色能源、产品更便宜更好用，仅有金融的支持仍然不够，还需要动员各方力量，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其中，消费端的认可是关键环节之一。专家表示，消费端有人购买是对企业加大生产绿色低碳产品的最好鼓励方式之一，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绿色溢价。而探索让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过程中在信贷等方面将获得更多的优惠，可以促进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

 

当前已有成功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案例。“对于个人来说，助力创造更好、更清洁的绿色替代品市场，例如购买电动汽车或植物蛋白食品，推动绿色替代品即零碳产品的研发投资及其成本的下降，最终将会推动零碳产品更加实惠。”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认为。

 

董希淼表示，建议各级政府加强与商业银行合作，发挥银行、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积极作用，加快碳普惠机制和体系建设，吸引和鼓励更多公众参与，形成规模效应和口碑效应，最终达到通过激励个人及企业碳减排行为助力“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的目的。从长远看，我国还可以探索推出个人碳配额，为每个公民分配一定的碳排放权，储存在个人碳账户中，作为个人的碳排放配额。个人在购买汽油等能源时将扣除碳配额，未使用的碳配额可利用碳账户进行自由交易，从而实现强制性减排市场、自愿性减排市场和碳普惠交易市场的有机统一。

 

“除了绿交所，各类金融机构也需共同发力。”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我国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推动绿色低碳投资、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和变革式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助力实体经济和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高企业、社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观念，使绿色低碳不仅仅成为定价工具、评判标准和投资策略，更是成为价值观念、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