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内涵不断深化，除继续强调在利用各环节更加高效、更加清洁，执行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外，还要结合规模化利用和低碳化、绿色化时代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和品质赋能，实现全过程全要素清洁低碳利用。

 

具体而言，新时代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征，可归纳为“三高三低”。“三高”体现为：高效率，即在煤炭利用各环节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做到煤质与不同用煤技术、装备精准适配，实现利用或转化效率大幅提高；高品质，即不断应用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新技术、新工艺，升级、改造、重塑煤炭利用产业，造就新业态，发展新产品；高循环，即不断将煤炭利用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变为可再利用材料，形成“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模式。“三低”体现为：低消耗，即煤炭利用各环节要严格控制能源消费强度、水资源消耗强度等，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资源消耗；低污染，即大气、水、固废污染物排放浓度要低，实现清洁生产，达到近零排放；低碳排放，即要通过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提升减碳能力，降低碳排放量。

 

当前形势下，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支撑能源转型、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坚强基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了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2021年，我国煤炭消费超40亿吨，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仍高达56%，煤炭利用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70%以上。如果不加快调整煤炭当前的利用方式和消费结构，将加剧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与此同时，实现能源转型并非一日之功，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历程表明，即使有可替代煤炭的能源，碳达峰后仍会使用煤炭，只是用途会发生改变。就我国而言更是如此，实现“双碳”目标仍需大量清洁煤炭提供过渡和兜底保障。一方面，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大幅增加，而可再生能源电力波动性大，需要利用清洁燃煤发电的稳定性，为新能源平抑波动提供基底。另一方面，煤炭作为原料在现代煤化工（煤制烯烃、芳烃等）和煤基高端材料（碳纤维、石墨烯、炭质还原剂、高端活性炭等）生产方面仍有一定应用空间，并将逐步成为我国碳中和进程中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破解煤炭“减”与“保”的两难问题，关键是走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如此不仅有助于倒逼煤炭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体现“减”的责任，切实落实国家碳减排目标；还有助于担当能源转型过程的兜底保障使命，更好履行“保”的职责，进而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

 

作者：李维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资源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