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布力内参：中国从2016年开始启动气候适应试点城市建设，但实践效果普遍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投资动力不足，因为重金投入气候适应工程，却不知道气候灾害会不会来、何时会来。尤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政府财政收紧，为不确定的事情投资，是一个顾虑。

 

梁希：用市场化手段应对气候风险，能有效降低公共财政的负担。

 

亚布力内参：比如呢？

 

梁希：在气候投融资工作中，一些城市希望推动商业气候风险保险的创新试验，这对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一个大机遇。

 

如果你在深圳的繁华地段买一套房，当然不希望车停地库时被淹了，或遇到洪涝时瞬间连门都出不来。现在传统房地产向城市开发与经营转型。假设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比如亚布力论坛）与某家保险公司合作，制定一套气候风险评价体系，对不同房地产开发商的社区、片区适应极端气候灾害能力进行透明的气候风险评级，开发商要争取较高评级，就得在气候适应上投入（比如建筑采用更好的透水砖、增强蓄水能力等）。

 

评级低的房子，估计买家会慎重，市场价格会受到影响，车险、财险的保费可能更高。这样做，政府也有动力在气候适应上高效率地规划和投资，长期而言可以提升地价，可能还会提升公共资金使用效率。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传导机制，以可量化指标体系推动气候适应。

 

亚布力内参：现在中国的保险体系，能多大程度覆盖应对气候灾害的投保需求？

 

梁希：传统商业保险的赔付范畴，往往将“不可抗力”这种系统性灾难排除出去。但国际上的气候灾害保险越来越多，大致分两类：一是公益性保险，比如在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国，当地公众遇到气候灾害可能家破人亡，政府又无力支持，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就会协助他们提前投保，一旦遇到巨灾能获得赔付。在中国，类似机制防止弱势群体因气候灾害返贫，我除了知道部分沿海省份（如浙江）给渔民提供普惠气候保险，其他情景我不是特别了解。

 

二是商业性保险。易受灾的大型公司可以通过购买数据自行预测台风影响等气候风险，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他们仍然有规避气候风险损失的需求。因此，这类气候风险相关的商业保险有一定市场，也有社会价值。政府或保险公司迫切需要帮助广大企业应对气候灾害。商业性机制还包括非保险金融机制，如气象相关指数金融产品、气候灾害债券，这些工具在国外有成功用于气候风险管理的经验。

 

亚布力内参：相对于备受关注的碳中和，气候适应议题非常边缘，缺乏资金支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梁希：近期，国家将正式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理想情况下，试点城市要将气象、应急、住建、水务、水利、生态环境、发改委、金融等各部门统筹起来，分享数据，共同识别投资缺口，并制定机制鼓励投资。国家也要充分了解各地气候适应能力的老底、短板，有针对性地弥补。《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正在编制，对推进气候适应会有一定帮助，但还需要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