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的科学家为阻止气候变暖大声疾呼，公众却常常一脸茫然——气温上升1.5℃、2℃、3℃到底意味着什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简单理解，它表示地球气候系统不断逼近可承受的极限，更多更强的高温热浪、极寒、洪水、特大暴雨、龙卷风、森林野火，更多物种灭绝，更多传染病……2021年河南郑州特大暴雨是气候变暖后的一次“任性”。

 

零碳转型是人类在气候危机中的集体反省。企业是减碳主力军，而绿色金融是驱动这支大军走向低碳的重要手段之一。碳中和浪潮下，绿色金融成为市场追捧的明星，也被气候行动人士寄予厚望。

 

但是，气候投融资专家梁希在接受《亚布力内参》专访时提醒，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要警惕以减碳之名，行“漂绿”之实。投入碳中和的公共资金，应该让真正产生“额外”气候效益的绿色项目受益，而不是给社会责任表现好的富豪发放救济金。同时，梁希还提到，目前中国企业在减碳上口号喊得多，大部分ESG报告是粉饰橱窗，要真正大规模减碳行动仍然比较困难。他告诉中国企业，不要因为短期的缺煤缺电现象而忽视长期的减碳趋势，否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

 

减碳的同时，适应气候变化也会直接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没有把气候危机纳入考量，损失将是巨大的。在气候适应上，金融和市场力量能扮演何种重要角色，催生哪些机遇？梁希也有创新的思考。

 

以下为《亚布力内参》对话梁希的内容：

 

 

亚布力内参：202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发出严厉预警，逆转气候灾难的时间窗口正快速关闭，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大减碳力度。但是，事实上全球不仅没有朝大力减碳的方向发展，反而对碳的依赖再冲新高。在未来，你认为中国城市将面临什么样的气候风险？

 

梁希：现在离实现《巴黎协定》的1.5 ℃温控目标，时间窗口只剩十年左右，也有科学家认为只剩五年。

 

对于1.5℃以内的温控目标而言，全球碳预算已经所剩无几——大约只剩下4000多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按照当前全球碳排放速度（每年近500亿吨）计算，不到十年全球碳预算就会用尽。

 

因此，未来极端气候现象肯定会越来越频繁，并威胁城市安全。最近我去地方气象部门交流，他们表示过去20年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降雨尖峰值不断提高，气象预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亚布力内参：如果气候变暖速度最终未能控制住，温升突破了1.5 ℃，甚至上升2℃、3℃，会带来什么后果？

 

梁希：目前基本只能相对准确地做短期的气象预测，长期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还难以预测，例如温升1.5℃究竟有多大影响，上升到2℃又会怎么样，还没有强共识。宏观维度上有一些预测，具体到城市、社区的气象预测就比较困难。但提前防范气候变化变得越来越紧迫，去年郑州不会料到，往常一年600多毫米的降雨量，突然在几天内降下来，因此没有预先做好准备。

 

亚布力内参：郑州可能不是孤例，中国大多数城市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准备，还远远不够。

 

梁希：对。像郑州、兰州，以前不太可能有强降雨，今后在如此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下，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是新的研究课题。中国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包含气候适应章节，但城市气候适应工作还没有被列为优先事项。

 

亚布力内参：中国许多城市的排水系统，只是按照一年一遇的常规降雨标准设计。考虑到去年郑州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事件，未来气候灾害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应该提前将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纳入考量。

 

梁希：需要把基建气候适应能力考量进去，然后制定一套标准，推出一批示范工程。现在国家为了刺激经济，考虑全面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政府能从防范风险的角度，提前加强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会有利于城市招商引资。如果新建基础设施和楼宇没有考量未来二三十年的气候风险，将来损失和重复投入可能比较大。

 

亚布力内参：应该将城市气候适应能力，作为政府打造营商环境的关键指标。如果一座城市的气候风险高，或者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弱，企业家的投资甚至人身安全就没有保障，最终影响城市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对气候适应与营商环境关系的研究，处在什么水平？

 

梁希：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比较滞后。首先，“双碳”目标提出之前，大家对适应气候变化不够重视，真正的投入力度远远不足。现在，一方面有了“双碳”目标这个大背景，另一方面政府绩效的考核与灾害应对水平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我们看到每个城市非常重视应急、气象、防灾减灾。但在技术、资金、专业和体制机制上，如何更科学合理地规划、推进这些工作，还不是特别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