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分为自然达峰和政策驱动达峰。自然达峰与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一些发达国家达峰过程都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而自然形成的。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远未结束，将近一半以上的城市第二产业占比超过50%，且主要以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建材、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为主。在此条件下，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一方面要通过政策手段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快速缩短达峰时间和降低达峰峰值，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特别要保证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这无疑是场硬仗。

 

　　尽管如此，我国政府仍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郑重承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截至2020年底，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超过了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作为制造业大国，2020年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美国的一半，历史累计排放量也约为美国的一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发展，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还很重，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仅有30年左右，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的雄心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