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在主持辞中表示，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目标，但下一步更重要的任务是制定路线图和提升执行力。具体来说，落实碳中和承诺需要四个方面的努力：一是需要采用一套政策工具来建立减排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与碳价格相关的机制，如碳交易和碳税机制，也包括非价格手段，如绿色金融激励措施、政府的绿色采购、绿色补贴，以及涉及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行业性措施。二是需要有大量的绿色低碳技术以及支持这些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的体系。目前来看，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技术的一半都还没有到位；三是需要有能够动员大量社会资本参与减排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体系；四是需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强化各种双边、多边机制，动员全球资源参与减碳。

 

潘基文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各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包括达成《巴黎协定》和承诺到本世纪中叶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计算和评估认为，气温上升幅度更可能接近2.5度甚至3摄氏度。为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我们需要为更坏的情景做好准备，采取更大力度的行动，尤其是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并加快绿色技术转移，但到目前为止相关资金转移远未达到承诺水平。潘基文指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对相关国家的人道主义支持很重要，但是不应挪用已经承诺的气候资金。

 

周小川就碳市场和碳税有关问题发表了观点。他认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与碳税类似，其目的都是鼓励具有不同边际减排成本的参与机构共同减排。但即使碳税和碳交易价格相等，也不一定意味着两者效果等价，只有在保证碳税收入全部用于激励减排的情况下，两者才可能是等价的。对这一观点的强调主要是因为财政部门有动力把碳税收入用于其他目的，比如近期在欧洲因燃料价格上涨已产生了一些呼吁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燃料成本的声音。在碳中和背景下，需要对各种激励机制进行优化，确保实现减排效果。就全国碳市场来看，目前只覆盖了电力行业，产品较为单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产品种类要从现货向期货发展。从国际上来看，由于我国碳市场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也要客观看待我国碳市场与欧洲等其他主要碳市场在价格和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差距。关于国家碳中和目标如何在地方与行业间进行协调的问题，他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重大战略和发展规划方面有着在各行业和地方分解任务的传统和能力，但这不仅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的“1+N”政策体系，其中的“1”就是要做好这个统筹协调工作。

 

李波表示，IMF正就价格型和非价格型碳减排工具及其作用和挑战开展研究，但都以实现减排作为目标，也都是更加广泛的气候战略的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引导绿色投资并实现公平转型。针对欧洲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他对该机制以避免碳泄漏（carbon leakage）和保持产业竞争力为政策初衷表示理解，但强调其具体细节值得商榷，包括对资金的使用、非价格型工具隐含碳价的认定和抵扣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对该机制或将产生新的贸易壁垒和绿色保护主义的担心和质疑，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他认为，一个更好的方案是制定“国际碳价格下限协议”（international carbon price floor），包括如下特征：形成单一碳价参数，包含显性和隐性碳价格；覆盖所有温室气体，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别；重点关注少数几个最大的排放国。比如，建议到2030年，高收入国家碳价要达到75美元每吨，中等收入国家要达到50美元每吨，低收入国家要达到25美元每吨。更重要的是，该机制下碳减排收入全部留在本国，相较CBAM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减排。

 

William Russell爵士表示，英国作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东道国，为推动全球落实《巴黎协定》有关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COP26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发起成立了“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有超过400家金融机构加入，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130万亿美元。他还就中英两国近年来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表示高度赞赏，指出中国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在ESG投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并期待两国在碳中和背景进一步深入合作。

 

Yasmine FOUAD介绍了埃及在筹备COP27方面的进展，强调了此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既要继承COP26上国际社会形成的重要共识，又要应对全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面对这一全球挑战，埃及将平衡各方诉求，突出应对挑战的紧迫性，推动各项气候承诺的有效落实。既要强调能源行业的有序转型，也要重视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需求和缺口，以及关注渔民、妇女和家庭在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Janos PASZTOR表示，在《巴黎协定》生效后，尤其是COP26以来，越来越多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虽然主要发达国家碳中和时间都设定在2050年，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设置在2060年前后，但大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如何快速大规模部署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绿色科技，同时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此外，他还表示，在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除了政府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之外，其他所有机构都应当有所作为，包括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私人企业等。

 

朱民表示，碳中和背景下各主要行业和部门均需设定并落实碳中和目标，而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清华大学的估算显示，未来30年左右相关领域新增投资需求将超过160万亿元，而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300多万亿的资产也需要实现碳中和，是彻底的发展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需要开展大量工作。而支持各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或净零排放目标的金融服务，也可称之为“零碳金融”。此外，对于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出现的海量能力建设需求和人才需求，朱民表示，面对这种范式转变，包括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高校在内的各方都需要适应这种转变，加强能力建设，转变人才培养方式。

 

与会专家还就发展中国家碳中和目标、绿色科技、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及国际合作等话题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