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行，市场对于全球能源危机的担忧渐浓。国际油气价格创两年半以来新高，煤炭价格、新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短期矛盾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相互叠加，许多国家拉闸限电频频发生，电力安全、供应链安全问题苗头日益显现。

 

中国经济时报10月17日就“您如何看待本轮全球能源危机”话题发出调查问卷，截至10月22日，共收回533份。其中，对此轮能源危机有感受，所在城市暂无拉闸限电的有169人，占比为31.71%；有感受，所在城市有拉闸限电的有155人，占比为29.08%；无感受，所在城市暂无拉闸限电的有164人，占比为30.77%；无感受，所在城市有拉闸限电的有33人，占比为6.19%；感受强烈，所在城市能源供应明显紧张的有12人，占比为2.25%。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当前，此轮全球能源危机给许多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我国政府应对得力，此轮全球能源危机对我国影响相对有限，但我们不能松懈，除密切关注积极应对之外，更要抓住这一机遇未雨绸缪，加快推进我国新能源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徐蔚冰

 

不到一年前，关于全球能源市场，媒体讨论的基调还是能源供大于求，或是产能过剩。然而时光进入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出现了轮番持续上涨。天然气、动力煤价格创历史新高，石油价格创疫情暴发后的新高，导致全球多国电价持续上涨，我国也开始拉闸限电。从欧美到印度、巴西、黎巴嫩，从一次能源到二次能源，从短期现象到中期趋势，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正在袭来。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此轮全球能源危机是未来新能源利用的一次转折的有419人，占比为78.6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各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有所不同，因而能源危机的成因也有所不同，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能源供需原因。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曾出现一轮下降，部分能源生产企业也因疫情停工停产，但随着各国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扩张政策快速落地，需求端呈现快速恢复的态势；反观供给端，一方面由于能源生产企业从疫情之初停产到恢复需要时间，产业链上下游存在一个时间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受地缘政治影响，能源主要生产国家如伊朗能源出口还因制裁而导致原油出口受限。由此带来一次能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一次能源价格飙升。

 

第二，货币政策原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采取了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到今年10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经接近8.5万亿美元，相对于疫前的4万亿美元已经翻倍。其结果是一方面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快速提升，需求端快速恢复；另一方面多印出来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能源价格上涨给很多不那么富余并依靠传统一次能源发电的国家带来较大困境，比如黎巴嫩、印度，发电企业因煤炭价格上涨而减少煤炭购买量，进而影响到电力供给。

 

第三，碳减排方面的原因。当下碳减排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多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已经向“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倾斜。比如德国，早在2017年时，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就达到37%，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46%。碳减排的整体方向固然没有问题，但可再生能源发电稳定性出现了问题。因“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间断性和波动性的特点,某种意义上存在“靠天吃饭”的问题，风力足的时候能多发电，但并不一定与需求相匹配，现阶段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配合传统火力发电削峰填谷，长期则需要相关储能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大范围推广应用。

 

第四，极端天气问题。根据气象组织Vortex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北欧风力强度平均下降了15%。由此产生的能源供应缺口需要煤炭和天然气发电补充，但煤炭和天然气供应又出现了问题，因而导致欧洲电荒。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天数明显高于2020年，德国出现了超级洪水，北欧风力强度下降，美国出现了极端严寒和山火，巴西则出现了罕见干旱现象，我国的河南、山西等多地也发生了洪涝灾害。极端天气的增加严重影响了能源供给，比如德国今年上半年的风力发电量同比大幅缩减21%。

 

调查结果显示，此轮能源危机，244人认为能源供需之间产生了较大缺口，占比45.78%；325人认为疫情影响导致能源供应不足、供应链不畅通，占比60.98%；289人认为新能源增长有限，难以补足替换传统能源，占比54.22%；206人认为受国际资本及能源供应商等综合因素影响，占比38.65%；35人认为受其他因素影响，占比6.5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此前几次全球能源危机，几乎都对全球通胀水平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造成了显著影响，并且后续随着通胀水平的提升，发达国家可能会陆续进入加息周期，发达国家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将对很多债务规模较大的国家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尽管能源危机不可避免地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这也是人类摆脱一次能源，实现新能源利用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王文表示，改变能源结构，是应对能源危机的一项重要策略。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一般占40.5%左右，天然气一般占22%左右。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所占比例为23.4%，天然气所占比例为2.7%，所占比例低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一般水平。而煤炭所占比例为66.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大力开发和利用天然气，改善能源结构，减少大气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能源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王文认为，在基础能源面临短缺的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愈加显现出光明的前景。据统计，全球可再生能源可转换成为二次能源的储能为185.55亿吨标准煤，约为目前全球化石燃料消耗量的两倍。但是，目前除水能基本得到充分利用外，很多可再生能源有待开发。有资料表明，美国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总利用能源中比重可达30%，英国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总开发电量的20%。对中国来说，当前首要是开发水力资源和生物质能，水电开发比其他能源有更大优势，符合可持续发展思路。其次是发展地热能、风能和太阳能。太阳照射到地面的能量相当于全球能耗的1.6万倍，既无污染，又是永久性能源。

 

王文表示，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从长远来看，要破解能源危局，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等基础能源是必然趋势。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已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举措，即一方面短期需要注意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过渡期的电力供应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大储能行业发展速度，通过储能行业发展弥补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发电不稳定等先天缺陷，如加大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此外，为应对潜在的全球加息，需要合理保持债务规模，并建议推出第二轮“六稳”“六保”政策，将常态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经济复苏期的一个基调。

 

“面对此次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我们应该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短期虽然会对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中长期而言则会改变世界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方式，为人类打开能源新世界的大门。”王文最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