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实现碳达峰，基本都是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我国则是主动承诺、主动减排、主动达峰后快速迈向碳中和。从发展阶段看，发达国家是先发展再达峰，我们是在发展中达峰。发达国家达峰时都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们目前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进程中，人均GDP、居民收入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面临同步实现经济更大发展和碳排放大幅下降的任务。且当前距离碳达峰目标年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过渡期，相比之下时间更紧、幅度更大、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着异常艰难的挑战。

 

其一，我国未来还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门槛，按照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人均GDP至少还要翻一番，达到2~2.5万美元；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更要求经济长时间连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巨量经济增长必须以能源消耗为基础，即使将来能源效率大幅提高，考虑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短期内难有根本改变，经济可靠的非碳能源短时间难以大规模推广，碳排放还将持续攀高，实现碳中和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二，当前我国很多地方对“双碳”目标的认识不到位，思想不统一，缺乏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有的地方政治站位高，领导也很重视，但对“双碳”战略到底该怎么落实，依然很茫然，因此抱有侥幸和等待观望心理，所谓“识不足而心慌”；有的地方由于过去发展相对滞后，担心落实“双碳”目标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把碳达峰的过渡期当作“两高”项目上马的窗口期，试图在2030年前将碳排放峰值拉高；有的地方调门很高，急功近利，违背了科学原则和“先立后破”方针，比如在没有形成稳妥的替代方案前，就急吼吼的提出要关闭所有煤电厂；还有的地方治理水平不高，“一刀切”或“平时不努力，考核抱佛脚”的现象时有发生，不时引爆舆情，极大影响社会民生和“双碳”信心。

 

其三，我国能源和电力转型难，面临极大的投资搁浅和社会民生问题。能源供需和电力的发、变、输、配、储都是巨型系统，体量大意味着惯性大，转弯难，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一旦出了差错，则后果严重，纠偏困难。我国煤电厂、超级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存在锁定效应和投资搁浅的风险。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我国煤电厂的平均年龄仅11.6年，而欧洲煤电厂平均年限多在40年以上。如果没有经济可行的碳捕集利用技术（CCUS），提前关闭煤电厂将导致天量的火电投资无法收回。此外，能源转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不可忽视，例如数以千万计的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就必须提前谋划，妥善安排。

 

其四，对关键碳中和技术的选择还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对未来技术如何组合当前众说纷纭，但主要以行业和部门意见居多，一定程度代表各自利益发声，缺乏客观中立且权威的声音，这也让广大期待为碳中和贡献力量的社会资本不知道听谁的好。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关键技术组合，不仅牵涉到能否以较低代价实现碳中和，而且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能源和电力安全息息相关。以中美对比为例，美国对2050年实现碳中和给出了8条不同的可选技术组合路径，最优碳中和路径（保留部分化石能源）的投入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1.09万亿/年，约占GDP的0.41%，最昂贵的碳中和路径（100%清洁能源）成本约为2.56万亿人民币/年，占比GDP约为0.95%。目前我国引用较多的碳中和路径的总投资是139万亿（136万亿），约合3.9万亿/年，占GDP比例高达2%。可以看出，即使对比美国最昂贵的碳中和路径，我国的成本也高出不少。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挑战。比如当前我国的考核体制决定了，国家对“双碳”行动的考核是短期考核，对地方官员的任期考核，但目标的实现又要求开展系统、长期、连续的努力。这好比企业经营中的短债长投，会产生周期错配的问题。又如，我国光伏、风力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分布中心主要位于西藏、云南、内蒙、青海、新疆、甘肃等中西部地区，与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国家的主要经济中心和用能中心存在空间错配。另外，碳中和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未来如何对各地方政府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赛马机制/划定红线，打消地方担忧侥幸心理，破解观望、等靠要状态，让率先行动的地方不吃亏等），实现碳中和所需巨额的资金从哪里来（全靠国家投资不现实，如何引流社会资本持续投入需要稳定可预期的政策支持）等，许多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以上都是我国实现碳中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