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伦·阿西莫格卢（Daron Acemoglu）

 

　　波士顿—今年夏天美国西北部品牌记录的热浪提醒人们——仿佛我们需要这样一样——人为气候变化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条件意味着什么。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前工业化水平高出1.2摄氏度，在未来 80 年内可能再上升5°C。这一变暖正在加速许多物种的灭绝，使世界上的部分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据某些估计，到 2050 年，气候变化可能会迫使超过10亿人迁移。

 

　　面对如此巨大的长期风险，许多我们长期以来的假设都需要修改，经济学学科也不例外。要避免被误导的政策路径，例如（即使全世界数十亿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完全放弃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我们需要使主流经济学适应新的气候现实。

 

　　诚然，经济学早已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D． Nordhaus） 在 1991 年就将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引入标准经济增长模型，这项工作影响了经济学家和许多政策制定者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但是现有的经济学方法仍然没有提供正确的框架来管理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问题。与大多数早期作品一样，诺德豪斯的开创性贡献有很多方面可以改进。例如，他的框架没有认识到技术的内生性，其对气候变化未来成本的假设也不能反映问题的严重性。

 

　　当我们考虑内生的技术时，我们发现清洁能源转型比简单地减少能源消耗重要得多，并且技术干预需要比以往更加积极地重新定向。同样，如果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成本做出更现实的假设——包括气候临界点的可能性——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结论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仅靠这些改进是不够的。至少出于两个原因，经济学需要经历更深层次的变化。第一个涉及大部分动态经济分析的基石：效用函数，它代表在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这一工具帮助我们确定决策者今天应该愿意牺牲多少消费，以实现未来某个时刻的更多价值。它在许多分析领域证明了自己的用途：个人消费、投资决策、公共支出、创新、税收政策等。

 

　　气候政策效用函数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牺牲多少当前消费，才能避免全球变暖在未来造成的损害？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贴现问题。对于后果在未来十年左右才会显现的个人或公司决策，从十年后一美元的价值低于今天这一假设开始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影响在 100 年后才会感受到的决定，这类贴现会产生一些令人不快的含义。

 

　　假设我们采用 5% 的贴现率，这是一个在个人或公司决策分析中常见的贴现率，它意味着从现在起一年后的一美元，在现在的价值是 95 美分。但这一贴现率也意味着 100 年后的一美元仅值 0.003 美分，而 200 年后的一美元价值约为 0.003 美分。按照这个贴现率，要让我们今天牺牲一美元，就必须在一个世纪后产生相当于 200 美元的收益——这种成本收益分析会造成当下不作为。

 

　　至少自 2006 年斯特恩评论（Stern Review）以来，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气候政策贴现的这一令人不快的含义。在该报告中，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 和他的同事放弃了硬贴现方法，从而得出了比当时的经济共识所支持的政策建议更为激进的政策建议。但由于斯特恩评论没有为其选择的方法提供哲学依据，因此受到了包括诺德豪斯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 

 

　　尽管如此，对于为何未来基本公共品的估值应该不同于私人物品或其他类型的公共消费，需要一个合理的经济（和哲学）理由。协调这些区别与经济模型的其他方面，尤其是那些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面，是经济学专业的一项紧迫任务。

 

　　毕竟，我们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框架评估地质工程（geoengineering）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许多名人，包括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他的新书中）和发明家/风险投资家内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越来越多地呼吁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像太阳辐射这样的机制（将硫酸盐或碳酸钙粉尘喷洒到大气中以阻挡阳光）似乎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灾难性风险。利用一种生存风险与另一种生存风险作斗争是否有明智？我认为不，但我们必须想出一种更系统的方法来评估这些问题。

 

　　第二个需要根本性反思的领域是最优经济政策理论。在这里，标准方法可以追溯到荷兰经济学家延·丁伯根（ Jan Tinbergen） 的开创性工作，他阐述了一个强大的原则。丁伯根认为，消除市场失灵或负外部性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政策工具（这意味着不聚焦于明确定义的问题的干预是不合理的）。

 

　　当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负面影响时，该原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找到正确的（碳）税并始终如一地实施。但这种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已然显而易见。如果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需要快速过渡到更清洁的技术，那么碳税必须辅之以补贴或其他激励措施，以推动创新和朝正确方向的部署。

 

　　事实上，我们可能还需要对总体经济政策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廷伯根原则很方便，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将政策决定分解：例如，应对新冠病毒的经济影响的干预措施不需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选择战场不再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例如，当我们拨出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振兴受疫情影响的航空业（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时，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将其推向更清洁的方向。

 

　　气候危机要求我们考虑更激进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就清洁能源转型对大量投资的需要达成共识，也许我们也能够就引导这些支出创造优质就业岗位达成一致。这很可能违反了廷伯根原则。但如果它有助于防止许多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断层线的加深，那将是非常值得的。

 

　　达伦·阿西莫格卢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与James A． Robinson）合著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窄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