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体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区别。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经结束，污染与经济增速放缓，核心更多在于碳减排上中国目前的污染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生态修复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鉴于国情差异，中国的减碳过程需强调四个方面协同推进。

 

首先，从降碳和减污的关系来讲，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源性，深圳的经验证明二者同源性高达70%—80%。但放眼当前，清除污染呼声很高，减碳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在于，减碳益处惠泽全世界，而成本却必须由自己承担，那么，利用这种同源性解决这个矛盾就很有意义：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减少碳的排放；反之也可利用协同效应，用减少污染来带动降碳。通过生态增绿的协同增加碳汇。深圳的“三达”数据提供了很好的相关经验，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同时达到高质量增长。

 

其次，绿色技术和投资将会对中国提供巨大的创新和增长的新动能。从根本上而言，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必须在绿色技术驱动下，大规模、系统性对技术更新换代，把传统技术换成绿色技术。由工业文明迈向绿色文明，其技术就应当是绿色技术。发展绿色技术应实现三个目标：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和零排放；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发挥创新能力。近期，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组织中外专家开展了深入研究，已提出城镇化进程中水、能源、交通、建筑、土地利用和规划、食物六大领域20项重大绿色技术，建议“十四五”期间逐步推广。

 

其中，绿色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绿色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将通过在污染防治领域做“减法”， 在低碳和零碳的新技术、催生和利用这些新技术的绿色投资上做“加法”“乘法”来稀释。传统化石能源逐步枯竭，这将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来源和机遇。

 

第三，讨论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现阶段主要采取从上而下、层层分级的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但需要防止降碳被滥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在逐步转入碳中和，在整个绿色发展体制上必须建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这里提一个框架性想法：首先对生态账，建立一套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生态账户和生态交易。碳也是如此，建立碳核算、碳账户和碳交易。在此基础上发展绿色核算、绿色账户和市场交易。其中，绿色责任账户有四个基本构成要素：GDP，表示增长；生态元，即对生态资本服务价值进行核算；碳排放；其他污染物排放。绿色责任账户以生态元计量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为正资产，单位GDP产出界定生态元提供责任，把一般污染物排放看作一种短期负债，把碳排放看作一种长期负债，这就形成一个绿色责任的账户。同时，与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相对应，建立各级政府包括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企业、个人绿色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

 

最后，必须正确处理中长期绿色转型与短期经济平稳增长之间的关系。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以后，全社会的碳资产已经开始重新定价，高碳排放的长期资产价格将会下降，会引起价值的重新评估，有可能触发金融风险。另外高碳产业的退出需要系统的安排，包括替代技术的引入、接续产业的培育、员工退出安置和再就业培训、金融风险防控和相关企业关闭重组等机制和政策安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的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未具备绿色技术的背景下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总体而言，需要立足长远，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就是适得其反。所以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步骤稳步推进。过去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这次绿色转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我们着眼点还是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有了新的才能替代旧的。所以这件事情需要从长计议，在确保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平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