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是中国碳减排的较优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碳税与碳交易均是碳减排的重要工具，为什么您会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碳税优于碳交易？

 

徐晋涛： 现在有一两个因素可能会给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带来意外冲击，即欧盟和美国的边境调整政策。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将从2023年开始实施，其实质就是要征收碳关税。其作用机制在于，一旦一个经济区实打实地推进二氧化碳减排，其碳价就必然会迅速上升，碳价迅速上升就意味着制造业的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制造业企业就一定会推动决策者实施边境调整政策，以保护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简言之，边境调整政策下，进口到欧盟的电视机，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交同样多的碳价格，但如果本国的碳价跟欧盟的碳价一样，进口到欧盟就可以免交碳关税。基于此，向欧盟出口产品的国家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收碳税，因为不收就要向欧盟交碳关税，所以边境调整政策在倒逼出口国在国内建立碳价格体系。对于中国而言，要快速响应欧盟的边境调整政策，只能靠征收碳税，因为碳税相较于碳交易更易于测算和执行。

 

对中国影响更大的还是美国呼之欲出的边境调整政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气候行动上比较激进，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已经有了清洁能源法草案，提出了边境调整的思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拜登竞选纲领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重返巴黎协议。最近拜登政府宣布到2030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基准水平降低50％。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经济政策，如碳交易或碳税，因为美国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关闭企业。那么美国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机制。

 

因此，如果在未来几年，欧盟、美国先后征收碳关税，中国国内征收碳税的必要性就增大了。中国近期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出口，而美国和欧盟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边境调整政策必然会对我们的贸易部门形成巨大冲击。类似于中国加入WTO，只是WTO是取消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而边境调整政策是增加关税，因此过去受益于WTO而腾飞的产业，这次受到的冲击预计也将最大。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征收碳税的优点也很明显。事实上，中国环保最弱的环节在地方政府。过去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因素考虑，环境执法的积极性不高，某种程度上还会掩护企业排放。而以地方税形式征收碳税，相当于给予地方政府一项激励，类似于检查偷税漏税，政府有积极性严格监督企业，减少市场失灵。同时地方政府增加了税源，其“Grabbing Hand（掠夺之手）”就会相对弱化，进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其他形式的干扰，提升本地市场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

 

《北大金融评论》：也有观点认为碳税无法控制碳排放总量，企业多交税就可以多排放，您怎么看？

 

徐晋涛： 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效率问题。即只要企业为所有的排放都交了税，这些排放行为就应该是合法合理的。事实上，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会衡量缴税的费用和减排的成本，并根据税率调整自己的技术选择。是否会多排，这取决于政策设计，如果税率非常高，排放带给企业的边际收益远远低于交税的成本，企业就会自动减排。对于地方政府也是，如果地方政府要多收税，本地企业投资就会下降，企业就会少来，地方政府收税跟企业增加投资是矛盾的，所以最后还会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北大金融评论》：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征收碳税时最好从供给端征收，但生产的原动力是消费，碳减排“需求侧管理”也意义重大，您认可从需求端征税吗？

 

徐晋涛： 我个人认为减排的核心还是生产端。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几乎都有清洁生产的技术，从这一点来看，高碳排放过程中，消费是没有过错的，而是生产的技术选择出了问题。事实上，当我们向生产者征收碳税时，并不是生产者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消费者也会承担自己的一部分，具体的比例取决于具体的行业性质。碳减排必然会对消费产生遏制，而关键在于供给侧的技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