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专访时指出，不同于克鲁格曼的观点，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主要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当前的环境形势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向低排放、低能耗、低碳、高生产率转型，就必须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和能源结构深刻调整，并形成配套的解决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您指出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价格的高度扭曲，这对碳中和目标下我们的经济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晋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对1998-2008年中国主要出口行业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们以C-D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模型，分解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碳足迹为近似变量）等生产要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投入和资本对中国出口增长贡献率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超过一半，其次是环境投入的贡献，中国在加入WTO之前，环境投入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到28％，加入WTO之后增加到37％；剩余的出口增长可归结于资本投入。显然，中国过去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高碳的增长、牺牲环境带来的增长。这一结论不同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认为亚洲模式、中国模式的增长都是靠资本、劳动力的高强度投入。但实际情况是，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一定会提高，而中国又同时在大量牺牲环境，这就带来了“Good News & Bad News”。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对中国增长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就是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变。之所以有“奇迹式增长”，实际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终产品价格是逐渐实现了由市场决定，但要素投入保持了长期的管制，有控制的要素投入价格和自由竞争的最终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很大，就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例如在金融要素上，中国的大型国企长期享受着非常低的资本价格，其利润增长相对更为轻松。其他诸如土地等要素，政府干预也比较多，整个要素市场价格向偏低方向扭曲。这其中，环境要素扭曲最为严重。因为没有有效的环保政策就意味着环境要素的价格接近于零，不会有人为清洁的空气和水付费。“奇迹式增长”是靠扭曲要素价格实现的，造就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种奇迹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常规增长”就是要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让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让新的价格体系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

 

《北大金融评论》：在由“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环境要素市场的这种扭曲要怎样纠正？

 

徐晋涛： 环境要素通常没有天然的市场，需要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其产生价格。主要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税收和排放权交易。但碳排放交易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而参与意愿怎么形成，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现在政策设计者的思路和节奏，预计未来两三年内，发电行业的全国统一市场可以建成和运行；四五年内，所有的主要排放部门加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到2030年，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完成并能良好运行。在没有其他外力影响下，这样的节奏基本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