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品能耗高，碳排放高，增加值率低。制造业是我国能源消耗最大、碳排放最突出的产业部门，与美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前端、价值链的中低端，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较慢，产业层次水平较低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制约转型升级。二是碳排放强度低的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尽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教育科研等现代服务业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37096亿元，而服务贸易逆差6929亿元，进一步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三是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抑制产业竞争力提升。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企业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低碳转型动力。

 

 

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近90%，占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近80%。能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绿色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特点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近年来，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20年仍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6.8%，主体能源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虽然未来10年能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预期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优化至25%，煤炭消费比重降至45%左右，但短期内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难以改变。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总排放量的90%，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59.4亿吨增加至2019年的96.8亿吨。同等标煤下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7、1.7、1.6吨/吨标煤，以煤炭为主的高碳能源消费结构对碳减排压力依然较大。

 

 

当前，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能源体制机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一方面是能源科技创新依然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油气精细化开采、燃气轮机、部分核电配套件及材料、电网系统核心处理器等产品尚不能实现全面自主，技术的“空心化”还没有根本解决。能源技术尤其是基础研究薄弱，氢能、燃料电池、碳排放等前沿技术和投入以及研究有限，为实现绿色转型跨越式发展的技术储备不足。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问题依然突出，能源发展缺乏活力。油气领域勘探开发竞争性不足，电网和油气管网体制与功能属性不匹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能源行业管理职能分散，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难以适应未来能源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紧密融合的管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