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希良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经济社会进行深刻的变革，需要能源系统进行革命性转型，这些不可能自动实现，在这方面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所以要引入一些政策工具，促进经济社会的变革和能源系统革命性的转型，在这方面是存在着广泛共识的。具体的政策工具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命令控制型政策，如能效标准、建筑标准等；二是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包括税收、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三是public  research development  support（公共研发支持），在技术研发方面也需要一些政策工具。在中国，几种不同类型的政策都有所应用，而且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更需要两类政策：一是碳定价政策；二是技术研发、公共研发政策，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如果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角度来讲，要将不同的路径和措施进行比较，才能使我国低成本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技术研发和科技支撑非常关键。未来碳税和碳市场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在固定源方面，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碳市场，会在未来形成一个明确的碳价，但是对于其中的移动源，也可以适当引用碳税，已经存在的碳价为我们确定碳税的税率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李俊峰认为，在政策工具方面，首先要有一个既定目标或者远景目标。远景目标可以定得比较高，我们共同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调整政策。从世界各国来看，拥有碳市场的是极少数国家，另外一些政策似乎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能源总量控制、节能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政策在推动发展转型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想到，创新是在不确定性和竞争条件下出现的，如果过度确定就有可能扼杀竞争。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提供远景目标，大家发挥各自的特长和特点，从而找出突破路径。在碳定价方面，我们要十分小心。如果过分强调价格引导，特别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价格进行引导时，就可能会扼杀创新，阻碍技术进步。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如果依靠政府来设定一个市场，那么这种市场很可能就是不完善的。我们在考虑政策工具设计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而非人云亦云，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方向。

 

林伯强认为，第一，能源领域是碳中和的主要抓手，但碳中和不仅涉及这一个领域，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今后的政策工具肯定是系统性的政策工具。第二，有了碳中和这个时间点，基于碳中和再考虑碳达峰，含义就会完全不同。目前考虑碳达峰布局，一定要把时间点搞清楚。2060年全国要实现碳中和，全国范围内是否在2050年左右就要大体实现？部分城市是不是在2040年就要全部实现？确定了时间点，各行各业、各地区才会有一个优先级排序，容易推进的先推进，不容易推进的靠后推进。第三，碳中和已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进，专业人才不断增加，金融、财政等领域的工作者都开始涉猎这个行业，人多力量大，更多相关的政策工具会在争议、讨论、创新中不断涌现。目前我们可以从能源领域谈一下短中期比较重要的政策工具，未来的电力系统如何做到像今天这样安全稳定，这的确需要从技术上进行创新，此外还需考虑成本问题，整个电力系统目前没有办法自行消化转型成本，转型成本的承担者主要包括政府补贴、资本市场、消费者等。从某种程度来讲，消费者是最重要的，但消费者买单这件事应该怎么推进？目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马上要开始运行的碳交易市场，二是电价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