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统筹协调、多目标协调是基本原则。首先，应该科学合理设计合理减排动态路径。碳达峰、碳中和是长期目标，我们提出的原则是“代际减排成本均等化”，这一原则确定了减排的动态路径。之所以提出这一原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技术进步可能带来减排成本的下降，比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在过去十几年中快速下降；二是国民收入上升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对电力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因此我们建议减排路径可以先少后多、逐步实现。其次，因地制宜推进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是全社会的目标，我们应该兼顾安全性、成本性和公平性，不同的行业和省份是有差别的，应该处理好多目标和多地区之间的协调。

 

2、能源行业是关键部门。能源投入结构的调整在减排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最终需求来看，未来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带来的能源消耗是不确定的，比如5G的能耗、电耗可能更高，针对于需求侧的作用效果并不确定，所以从能源投入侧入手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在能源领域，电力部门的碳中和可能早于其他部门的实现，路径就是电力行业零碳化，其他行业电气化，所以电力部门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今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首次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从2020年我国各类机组装机比例来看，火电占比57%，太阳能和风电合计占比24%，而从发电量来看，太阳能和风电合计不到10%，这是因为太阳能和风电利用小时数较少，因此发电贡献比例低于装机比例。到2060年，我国新增电力系统结构中太阳能占比一半，风电占比30%，而火电则要降至3%-4%。

 

新型电力系统也面临着成本性与安全性的挑战。风电和太阳能属于新型可再生能源，其供给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等三大特性，而用电需求是比较稳定的，因而出现了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电力的特殊性还在于不能大规模储存，需要实时平衡，这为电力系统增加了平衡成本。另外，我国疆域辽阔，资源禀赋的分布极不均衡，风能和太阳能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用电的负荷中心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跨省跨区域输送成本较高。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导致了新能源接入电力系统后的供给不确定性，这也是一种隐性成本。要克服这些问题，一项很关键的技术就是储能技术。我们对零碳电力系统投资额进行了一个估算，从目前来看，电力系统投资要达到90万亿，而如果储能成本下降一半，电力投资额为55万亿。当然我们仅估算了电力行业，中国人民银行、清华大学、国家发改委等机构针对于全社会的估算结果是要高于我们的估算结果的。不过，电力确实占据了极高的比例。

 

3、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提供有效激励机制。全社会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最终要落在微观主体的投资、生产、消费等行为上，激励机制是核心工具。市场能够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最优配置，但最优配置的前提是需要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有效的市场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仍然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降低对宏观经济的成本冲击。但是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政府要提供纠正价格信号失灵的功能。所以，我们认为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要结合起来。有为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碳定价机制（碳市场vs碳税）、市场设计（电力市场、碳市场等）、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社会政策（保障转型的公平性，降低对低收入人群，产业转型，地区发展与减排差异的影响）。

 

首先，市场设计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建立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体制机制和电力市场机制。电力市场需要实时平衡约束，是一个复杂的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加强顶层设计，其中市场机制的设计就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提出一个大的方向，包括更大范围内配置电力资源，允许合理弃风弃光，完善辅助服务定价机制，统筹协调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的改革等。

 

其次，政府应当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技术进步。未来实现碳中和一定是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推动为基础的，而推动技术进步需要产业政策的助推。但产业政策的设计非常重要，应该与市场激励相融合，避免以往的产业政策的失误和教训。

 

最后，政府应通过社会政策保障转型的公平性，降低对低收入人群，化石能源或高耗能等行业退出对从业人员和地区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社会政策更多关注公平性，全社会都要承担转型成本，但这种成本冲击可能是不对称的，低收入人群和煤炭等产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社会政策上，政府可以在低保和转移支付等方面更多关注手冲击较大的人群、产业和地区。

 

总结来看，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当前的事实来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党治国理政的一场大考。党中央对实现路径的方向性指引也是明确的，多目标协调、统筹推进是基本原则，以能源行业低碳转型为关键，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提供有效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