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时代进步的表现，每个国家和企业都不应落在后面，这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只强调困难，而不去做这件事情。碳达峰、碳中和是时代进步，是中国跟上时代潮流的关键抉择，我们不要过多讨论困难，在行动过程中，办法总比困难多。谈未来的困难应该藐视它，谈眼前的困难应该重视它，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在战略上要藐视它，藐视它就是要有决心一定达到预期的目标，战术上要重视它，就是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关键。

 

谈及碳达峰、碳中和，我们不要仅仅聚焦在能源问题上，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出了能源之外，还包括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碳达峰、碳中和正在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主要以资源依赖发展方式为主，然而随着规模扩大，资源就变得稀缺，从而产生争夺，正如基辛格所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人类”。并且，资源禀赋还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技术会随着时间而不断进步，这种进步是积累和叠加的，并且可以学习、借鉴、模仿，并且技术永远不会退步。所以碳达峰、碳中和是科技创新的竞赛，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

 

今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一代的电力系统必须以强有力的电力市场改革为基础。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能源问题，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转型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是很难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我们要正视困难，并且相信有能力做得更好。从碳达峰的角度来看，我国从“十一五”开始加强能源“双控”，“十二五”加强对于二氧化碳强度的控制，我们成功遏制了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势头，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消费增量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已经降至1%-2%，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最迟在“十五五”期间实现碳达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要克服对于碳达峰的“焦虑症”和“恐惧症”。为什么会焦虑和恐惧呢？因为很多省份已经实现碳达峰，但在中央提出了碳达峰的要求之后，这些省份会担心在过早提出达峰目标的情况下，未来再上马一两个项目是否会突破原来达峰的上限。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它证明我国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过程中，二氧化碳和能源消费的增量基本上趋于零，现在要突破的只是一两个项目，比如河北曹妃甸石化项目、山东龙口石化项目、浙江舟山二期三期项目等，这些项目如果上马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峰。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要想实现碳达峰，一定要管住增量，同时要搞清楚怎样用好增量。

 

关于碳中和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不能过于夸大困难。目前我们需要新一代的电力系统，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来加以解决。太阳能、风能发电在德国占据了40%的比例，丹麦是60%，我国目前是百分之十几，我们需要每年保持一两个百分点的进步，并在进步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占比是15%，2050年提升到70%，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提高到80%左右。我们还掌握了一部分的森林碳汇、碳封存、碳捕捉技术，可以解决20%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所以现在不要太着急，不要把未来的困难摆到现在解决，而是未来的困难未来解决，我们只需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对中华民族是有利的，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即使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十分值得的。另一个方面是必须要脚踏实地做好工作。中国是化石能源消耗大国，化石能源还占85%左右，煤炭占比接近60%，在转型过程中，所有非化石能源领域的人员应该考虑和体会到化石能源退出面临的困境，同时，化石能源在支持非化石能源发展时也要有一种博大的胸怀，要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心态，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各说各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化石能源面临着蓬勃发展的机遇，化石能源也承担着支撑能源安全的使命，需要有序退出的政策设计和技术设计，这需要各方各面的共同努力。

 

总之，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我国的发展转型，也代表着人类转型的大方向，我们必须跟上去，不应犹豫不决，我国应当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为统筹兼顾、多目标协调地实现双碳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

 

在政策工具方面，首先要有一个远景目标。远景目标可以定得比较高，我们共同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迈进。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调整政策。中国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美国、欧盟、日本都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不要被具体的年份束缚住，每个国家在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自身的特殊情况，比如欧盟九十年代碳达峰，距离碳中和还有六七十年的时间，而我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时代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落在时代的后面。所以，在机制和系统的设计以及技术研发方面，都应充分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不要停留在过去，而是要着眼未来。我们要有一个宏观的目标和系统设计，事实上目前我国也在开始着手制定相应政策，比如中央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意见，着手电力法的修改、能源法的制定，正在从根本上制定一套以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法律政策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各方面政策的调整。

 

在转型中，我们应该厘清关于碳市场的看法。从世界各国来看，拥有碳市场的是极少数国家。除了碳市场之外，另外一些政策也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能源总量控制、节能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等，这些政策在推动发展转型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注意，过早规定某些技术的发展路径是比较危险的，比如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固定了到未来三十年、未来五十年的发展路径或者技术选择，这种技术选择可能会对未来的技术创新带来一些困难，因为创新是在不确定性和竞争条件下出现的，如果过度确定就有可能扼杀竞争，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现都不是在既定目标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提供远景目标，大家发挥各自的特长和特点，从而找出突破路径。还有就是创新政策，国家应该建立一套扶持创新的政策，而不是自己参与和领导创新，而是建立一个适合创新的环境，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推广普及成熟的技术，让全社会根据愿景目标万众创新。

 

回到现实中，我认为传统造车方式和消费模式是有待改变的。比如，过去车辆会被强制淘汰，拉到废钢厂重新回炉炼钢，现在的办法是把能够继续使用的零部件进行返新，这样可以大幅减少造车过程中钢材和内饰材料的消耗。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用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就能够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种总体目标和框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我们对待碳定价要十分谨慎。技术进步会给碳价格的确定带来很大的难度，二十年前光伏发电成本是每千瓦时1美元，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千瓦时1美分，相当于原来1%的成本。如果过分强调价格引导，特别是对未来不确定的价格进行引导时，就可能会扼杀创新，阻碍技术进步。碳是寄生在能源之上的，当能源价格还不是自主的市场行为时，碳价格是无法通过市场来决定的，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出台所谓的碳定价。所以这些政策工具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如果依靠政府来设定一个市场，那么这种市场很可能就是不完善的。我们在考虑政策工具设计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而非人云亦云，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我们的发展方向。

 

以上观点整理自李俊峰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6期）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