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致欢迎辞。他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启之年，是2035愿景规划实施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同时也是全面谋划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关键之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举办十分重要和有意义。他指出，国内很多专家就气候变化开展了很多深入研究。CCG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社会智库，也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在做相关工作，包括在四月，值习近平主席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和世界地球日之际，CCG举办的气候变化主题研讨会还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我们需要就该议题展开更深入地研究，并让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该议题展开进一步研讨。

 

财政部原副部长、CCG顾问、国务院参事朱光耀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系着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非常大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他从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的政策分析和判断。第一，全球经济结构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这方面，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十八大以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中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全球技术发展也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所以，中国要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第三，全球治理体系和相关规则的调整和发展也会影响减碳奋斗。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ESG）、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证券协会组织（IOSCO）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FRS）要推进国际可持续标准谈判，制定新的规则，国内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做出贡献。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CCG顾问、国务院参事谢伯阳就“双碳”这一话题分享了三个体会。第一，“双碳”问题要从习近平主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这个角度来理解，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上也具有很多意义。“双碳”的提出表现了中国不仅是有道德的高度，也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他指出，工业给我们带来了工业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当前的“双碳”问题。由此看来，“双碳”目标是我们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一个简化的指标性目标。第二，“双碳”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要建立新兴的绿色产业，包括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的改造，也包括要有完全崭新的绿色产业。他提出需要把绿色材料的发展也放到新兴绿色产业发展的高度来考虑，“绿材要放到和绿电（绿色电力）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来发展。”第三，要实现新的绿色产业和传统产业绿色的提升，关键是科技。此外，谢伯阳提出，“规模化也是我们开展‘双碳’达标重大的优势，不说和科技同等重要，我认为也是相当得重要。”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田会，纷美包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毕桦，传康医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富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创始人马军，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CCG秘书长苗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首席研究员任景明，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客座教授涂建军和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闫长明参与研讨。会议由CCG副主任刘宏主持。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田会指出，为实现“碳中和”“碳中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要进行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这是解决“双碳”问题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手段。第一，明确标准比制定方案重要。各行各业的碳排放要有一个明晰的计量标准和指标。由于标准规范往往滞后经济发展，所以要本着“急用先改”原则，抓紧修改设计规范和标准，着力推动能效的利用。第二，需求侧的改革比供给侧的改革重要。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期，我国人均GDP要达到现行水平的4倍，既要实现双碳目标，又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能耗强度是头等大事。以机制创新解决非均衡问题，提高能源系统效率，确保降低能耗强度和经济效益两手抓。第三，供给侧改革很重要。要调节清洁能源供给的地理结构，逐渐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明晰各种能源利用场景及技术路线图，把工艺简单化和流程简洁化，推进公路运输部门的智能调度，用新工艺、新技术解决煤层气排放问题，逐个行业，逐个工艺环节进行排查落实 。第四，机制创新比技术创新重要。充分发挥各方长处，促进需求供给和技术创新。按照经济规律，形成一个全社会去能、产能、储能和限碳、产碳、碳汇基本平衡的模型和路径，建立综合系统的考核评价体系，确保这场经济社会变革取得全胜。

 

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提出，到2030年， 55-80岁的人口大概有5.5-5.6亿人，所以看待碳问题时，要考虑这5.5-5.6亿人。2030年，新增建筑活动的年度净增加量不到今天的1/6，新增水泥、钢材等会面临较大衰减，住房使用面积至少会减少34%，交通活跃度也会大幅降低。西北部地区的人均高GDP来自于东部地区对能源的依赖，有5.1亿的农村人口是不可移动的，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升高，这些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带来很大影响，所以谈西部能耗时不能忽略东部，要把城市、农村、东部、西部、人口衰减城市和人口流入城市一起研究，到2050年，中国人口热力地图会呈现若干“热岛效应”地区，这些地区碳消耗和排放量都会很大，研究碳的不平衡问题会成为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在发言中谈了“共识”问题。他表示，习主席提出的30/60目标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COP26）有进展，就可以在全球宣布，“碳中和”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也是中美能够合作的领域。但这种国际共识在国内没有达成，国内缺乏政治和技术上的共识，因为80%的“碳中和”任务靠能源转型、能效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实现，还有20%靠土地覆盖变化实现。另一个挑战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和发展经济体不一样，中国转型时间太短，容易带来极大的政治上的风险，演变成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碳中和”任务不是简单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还是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系统性转型风险。他指出，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讨论，社会各界应该形成共识，找到解决方案。

 

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客座教授涂建军提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离不开全球合作，但国际合作的趋势是，不管中国做出多少承诺，得到的反馈都是，中国还可以做更多，所以，我们要分析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定位，用来解读30/60承诺。中国是第一个混合经济体超级大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2030年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后，决策风格会越来越有“超级大国”心态。给德国政府制定的碳中性计划对中国也有政策启示，2030年前中国多做一些，就可以让未来难度大大降低。中国应该加大研究适合国情的路径。他提出，实现30/60目标最大的挑战和机遇在于技术研发和企业改革。现有能源技术不能达到双碳目标，因此，政治承诺可能会促进技术创新，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同时，高度分割的能源行业也会得到整治改进，现在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不足以实现“十四五”“十五五”目标，所以30/60目标可以改革国有企业，这是“十四五”期间的风险和机遇。

 

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闫长明从化工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新能源在热力学上可以保证，但挑战在于如何转化，成为传统能源的经济可行代替；在动力学上，可以利用能源物联网的储能能力把电、光和风组起来，进行能源转型。他提出，要注重汽车的质量效益、利用效率和发展模式，用共享的方式提高汽车的利用效率，减少能耗。在材料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碳和氢，作为燃料，把数字森林变成木头，吸收二氧化碳，用草做纤维食物，降低热量，甚至能够利用昆明湖的生态危机，让二氧化碳成为原料，利用叶绿素和海藻生成氧气，其他物质可以在催化剂下变成肥料。还有化工的技术革命也能够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现在电厂被硝基化技术取代，生产80%能量，只排放20%二氧化碳，“碳中和”在全社会投入时，可以更新科技，提供更强大的技术储备。

 

纷美包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毕桦提出，从微观的角度看，要想实现“双碳”承诺，需要先树立“理性的尺子”，衡量市场上产品哪个更环保，这样才能让消费者相信并愿意参与减碳，这比行政政策更有效。此外，在企业经营的微观领域，尤其在环保领域，一些县级领导干部比较心急，积极上岗，但不清楚应该怎么做，导致执行时，虽然主观意愿是好的，但没有达到好的效果，所以县级领导干部应该加强教育。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创始人马军指出，气候变化议题中，中国和世界能够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下对话，十分可贵，这个40年的承诺会引领许多后续的全球化工作，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极大帮助。但挑战也很明确，在确定减碳计划时，首先要把数据找对，把企业数据逐步汇总起来，开发每省每市的“碳达峰”“碳中和”指数。2018年开始，高耗能产业处于反弹甚至加速状态，针对这种不确定性，公布指数非常重要。此外，央企是排放大户，所以也要开发一个央企“碳中和”指数进行评价，给企业赋能。目前只有五个省对企业排放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披露，还有许多碳排放核算没有进行，所以要形成一个数字化的核算系统，高效、低成本地完成核算，让整个过程数字化。减污和降碳可以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在“环境大数据”基础上，开发企业环境信用动态评价工具，用数字化方式核算企业和机构的信息，协同生态环境部，借助技术和市场力量，协助西部地区转型，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提出，关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已经是主流政治，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转型和发展升级。会上提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协作，还从人口、土壤、化工的角度进行论证阐述，非常有意义。绿色文明也许是未来的最大公约数，涉及各个行业，国际社会一同制定相关准则和标准，CCG可以发挥交流平台的作用，凝聚社会共识，把话题引向全社会与全世界，进行相关跟踪和研究。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首席研究员任景明表示，提供了一些数据。他指出，工业和交通领域的碳减排是重点，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技术水平，但也需要相关部门给予重视。改变生活污水处理方式，会让人民生活更好，健康得到保障，多年来，中国在工业污染防治方面做出很大努力，各方面的水污染负荷量已经有了稳定范围，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产生的碳排放代价很大，改变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取适当技术，把温室气体与微生物结合起来，让碳得到有效利用，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提供充足的有机肥，解决了资源、环境和温室气体的问题。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刘宏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2030“碳达峰”行动计划，中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和观念实现目标，哪些是中国最大的机会和挑战；“碳达峰”“碳中和”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产业，给转型带来的机遇；实现“碳中和”愿景下，成本动因和公众怎么驱动商界投资。

 

当前，全球正齐力应对气候变化。基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2020年9月，中国即宣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愿景，这反映了《巴黎协定》“最大力度”的要求，体现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决心。而近期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讲话，再次表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大国担当。在此背景下，CCG举办本次研讨会，邀请政策界、企业界、学术界人士就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研讨，对于中国向碳达峰、碳中和迈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