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下午，在“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成立大会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指出，一提碳中和，森林碳汇、水稻养殖等诸多领域都热情高涨，大有“大干快上”、喧宾夺主之势，然而这些领域都是气候中性碳，依靠栽树推动碳中和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森林碳汇一年4.34亿吨，对于超过百亿吨的化石能源碳是“杯水车薪”的。

 

 

他强调，碳中和的主攻方向在于能源。然而能源“双控”要求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不合理，他认为，应该控制的是化石能源碳排放，二零碳能源则多多益善。关于碳交易市场，他认为，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企业数量较少、易形成寡头，碳排放长期趋于归零，碳交易市场不可能做大做强。

 

潘家华指出，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中和多在50年以上，而中国只有30年，这绝非易事。那些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碳中和也将迎刃而解的观点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成立。

 

 

 

关于碳中和的解读，现在有些理解走偏了。以前对碳的关注度并不高。2020年9月以来，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碳中和，而且在中央多次会议上要求落实。国家一句号令，千军万马、上上下下都积极表态推动碳中和，这是没错的。但问题在哪儿呢？感觉有些喧宾夺主，非二氧化碳、森林碳汇、水稻养殖甲烷等等很热闹。但实际上，碳中和主要或基本上指的是化石能源的碳，其他的碳相对于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并不是碳中和的主攻方向。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多少呢？80%。甲烷中间至少有40%是由化石能源产生的，30%氮氧化合物也是化石能源产生的。所以要抓主要矛盾，这才是正道，才是正理。绝对不要喧宾夺主，不要一说碳中和，似乎什么领域都可以做贡献。

 

现在广为流传的碳中和“天平图”，实际上是错谬的。在“天平”一侧，大量排放依旧，另一侧，则靠碳汇来中和。从科学上讲，这是错的，原因是：绿色植物是碳汇，也是碳源。这些绿色植物叫气候中性碳，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最后它是生命体要死亡、要枯枝落叶，最后又回到了大气，怎么可能是永远的碳汇呢？

 

在某一个时间段，绿色植物可以有这么一点碳汇，从长远来看，植物碳循环是气候中性的，不要以为，栽了树就可以把碳给中和了，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说到碳汇，国家林草局2019年出版的《中国森林资源普查报告》显示，我国森林碳汇一年4.34亿吨，如果换算成二氧化碳，也只有12亿吨。而中国2019年全口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140亿吨，其中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102亿吨。即便是真的碳汇，要中和年总量超过百亿吨水平的化石能源碳也是杯水车薪的。

 

所以森林植物的主要功能不在碳汇，而在可再生能源。生物质燃烧有碳排放，但是，生物可以气化替代天然气，生物乙醇可以替代汽油，生物型碳可以替代煤球，生物质可以直接燃烧发电。这才是森林植物的真正功用所在。

 

碳中和，真的不要走偏了。农业林业的碳，多属于气候中性碳，碳是来自于大气中间的。牛吃草、猪食料、养殖业释放甲烷，又回到了大气，它们都是气候中性的。

 

 

碳中和最直接、最直观可测的是能源、能源，还是能源。没有捷径可走。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碳，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煤发的电是电，光伏、水发的电也是电，两者是均质产品，和来源没有关系。

 

所以德国最初说在2042年把煤炭归零，后来提前到2038年，现在明确2030年将煤炭归零。德国碳中和的技术路线做得非常详细，基本上都是化石能源，其他的微乎其微，也没有什么大量碳汇的表述。

 

关于碳中和，我们的政策必须要理性。例如能源“双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干什么呢？该控制的是化石能源，零碳能源多多益善，为什么一定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呢？如果一个地区有无限风电、光电，完全可以大力开发利用，控制总量是没必要的。

 

我们必须承认煤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没有煤炭，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现在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煤炭还有未来，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关于氢能，这是二次能源，如果它是源自于化石能源，依然是高碳的，未来氢能必须来自零碳的可再生能源。

 

全国碳中和，是一盘棋，要协同，不可以单打独斗。比如大西北风光无限，大西南水电潜力非常大，东南沿海是经济重心，相对来讲人口密度高，经济活力强，陆域空间小，但是海洋风电也有很大潜力，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空间和时间差异或不可控性较强，必须要区域协同，多能源品种协同。

 

从国际上看，咱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碳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要认清我们现在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现在的碳在全球的占比，超过1/4，2020年，超过了OECD经济发展合作组织所有经济体的总排放量，人均上，我们早已超过欧盟水平，正在逼近OECD人均。

 

实现碳中和，我们当然有难度，而且不是一般的难。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碳达峰都是自然达峰，没有什么人为干预或约束。我们现在是要人为压峰、降峰，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所在。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中和，多在50年以上。我们总能量巨大，却只有30年时间，所以实现双碳目标绝非易事。

 

我们想着，随着收入的增加，碳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尽然。美国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欧盟、日本人均5万美元，在碳的问题上仍然举步维艰，中国2020年刚过1万美元，低于高收入国家最低起点（人均12600美元），以为我们通过发展就能降低排放并不现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这儿并不成立。

 

关于碳市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市场手段很有用，但是必须要清醒的是，从长远看，碳交易市场不可能蓬勃兴旺，市场功能也很有限，因为配额交易必须要交易成本低、交易主体多。而碳是无形产品，要核查、登记、交易，众多环节且不说寻租，更不说腐败，正常的运行其成本就很高。而碳交易市场中，化石能源排放大户大都是上游原材料企业，这些企业数量较少，易形成寡头；上游企业也可以轻易将碳成本转嫁出去。而从全球看，2050年前后，不少国家开始接近碳中和，最后碳排放大体归零，所以碳市场不可能做大，也不可能做强。

 

所以，美国倡导并植入京都议定书的三大市场机制，即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但美国都没有参与；欧盟在2005年做了碳交易体系，但15年来，苟延残喘，也谈不上生机和活力。

 

（作者：夏旭田，缴翼飞）